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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女性群像论 作者：王志芳 摘 要：《水浒传》中的女性人物屈指可数，可以简单地分为两类：即“淫妇”与“女英雄”。而小说中对这两类女性的描写走上了两个无法交汇的极端。写淫妇，则写尽其淫、狠、毒；写女英雄，则写尽其行侠仗义，巾帼不让须眉。然而无论是对正面人物的肯定描写，还是对反面人物的否定描写都因带丝刻意性而走向极端化，以至于使女性形象的塑造过于偏激，不是“坏”到极点就是“男性化”到极点，从而失去了女性应有的气质和色彩，只能无力地成为一种装饰品。而这种极端化的女性定位既是一定程度上出自作者叙事建构的需要，也是作者矛盾妇女观的呈现，也是为了服务这个以男性为中心的英雄世界的需要。总之，《水浒传》女性们的命运是一个定局！ 关键词：《水浒传》，女性，极端化 《水浒传》作为一部男人的英雄传奇小说，里面是一个充满着阳刚之气的男性世界。因而许多的读者甚至学者都把目光聚集在小说中的男性人物身上，但他们往往忽视了小说中零星闪过的那些女性形象。本文试图对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剖析，尽管书中的女性为数不多，在书中所占的比例也非常的小，而且也不是作品所要表现的重点，但她们绝不是可有可无的，而应成为《水浒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这几个女性人物的描写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在人物安排上的叙事建构意图以及其自身在新旧思想冲击下的妇女观的矛盾复杂等等。综合种种，《水浒传》中的女性们别无选择地走进悲剧！ 一、极端化的女性定位 　　　《水浒传》中的女性大多数走向两个极端：要么是可恶至极的坏女人；要么是英雄至极的“女强人”。而纵观小说，很少有中间女性的描写，即使有也写得非常模糊和黯淡，像温柔贤淑且美丽的林冲妻子，虽曾出场，但也只是寥寥数笔没有多加笔墨，所以我们只能听见其声而不见其人，没有更具体的形象可言。小说中的两类女性描写则走上了无法交汇的两个极端：写淫妇，则写尽其淫、狠、毒；写女英雄，则写尽其行侠仗义，巾帼不让须眉。虽然高阳先生在《水浒人物论》中对女性有较为客观的评论，认为“水浒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作者在水浒中创造的女性形象正和男性一样，是有正面和反面的，或者说肯定的和否定的。当然这只是就大体情形而论，水浒所描写的人物性格正和实际上一样，在肯定的人物中也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不可避免的也有某些缺点亦即否定的因素；而在否定的人物中也未必就没有丝毫的长处亦即肯定的因素。这就是对历史人物辨证的看法。水浒中被当为主要角色来描写的女性并不多，反面的有潘金莲、阎婆惜和潘巧云等；正面的当然是梁山泊的三位女英雄——一丈青扈三娘、母夜叉孙二娘、母大虫顾大嫂。”[1]然而笔者认为小说中的女性，无论是对正面人物的肯定描写，还是对反面人物的否定描写都因带丝刻意性而走向极端化，以至于使女性形象的塑造过于偏激，不是“坏”到极点就是“男性化”到极点，从而失去了女性应有的气质和色彩，只能无力地成为一种装饰品，最终她们可悲的结局就是很好的证明。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一下小说是如何极端化地进行女性人物塑造的。 　　　（一）淫妇群像 　　　水浒女性中运用笔墨最多的是几位“淫妇”形象，可以说写淫妇便写尽淫妇；写虔婆便写尽虔婆。而有不少学者也谈到，水浒中很多的女性被写成了淫妇、叛逆、奴隶甚至不像人的样子；作者对付她们的工具是有形无形的枷锁，鞭子，最后则是刀。诚然，小说作者作为一个局外人有自己选择择偶标准的权利，而他最后则选择了站在传统的立场上把这些女性加以否定。然而，笔者认为，她们的淫、狠、毒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道德品质的缺陷，而是在众多因素的综合下导致的悲剧。 　　　1. 潘金莲 　　　潘金莲原本只是清河县一个大户人家的使女，年方二十，而且还颇有些姿色。正如小 　　　说中借武松的眼所见： 　　　 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的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2] 　　　这样的容貌当然会引来大户的纠缠，但她并没有因此屈服，而是坚决地拒绝，并将此事告知了主人婆，由此而保住了自己暂时的清白，然而她却无法更好地安排自己的命运，她的反抗只能导致大户加倍的报复。最终潘金莲还是无法摆脱他的控制，只能无奈地接受他报复式的安排。于是大户宁愿倒陪些嫁妆，把潘金莲白白地送给武大。如果武大郎还算得上普通人的话那还能凑合，可惜的是他“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且“人物猥琐，不会风流”，甚至“三分像人，七分像鬼”。[3]虽说人不可冒相，但是武大在受到别人的嘲弄、欺负时却也只会逃避，这样一个胆小怕事又像“三寸丁谷树皮”的丈夫，潘金莲当然无法对他产生好感，这合乎情理。而武松的出现，使她原本逆来顺受的心开始萌动，开始对现实的生活产生不满。当潘金莲第一眼看到武松时，就把两兄弟进行了比较，“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得这般长大。我嫁得这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