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英雄主义和坏女孩现象.pdf

反英雄主义和坏女孩现象 八十年代中后期以来，王朔无疑是个领尽风骚的人物，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可以热力持 续十数年的也仅此一人而已。其所代表的 “反英雄主义”倾向无可否认地成了文坛的一股强 盛风潮。当九十年代末，王朔回归文坛之时，另一股势力引起了众人的瞩目，这就是以卫慧 等人为代表的 “文学新人类”，伴随她们的粉墨登场，文学 “坏女孩形象”喷薄而出，迅即 弄得沸沸扬扬，大有与 “反英雄主义”分庭抗礼之势。 是什么造就了这两种文学作品的走红呢？ 一言以蔽之， “媚俗”二字而已。 “媚俗”两字源于十九世纪之德国，原文是Kitsch， 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媚俗成为一个流行用语是在米兰 ·昆德拉的 小说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把它拓深拓展了之后。一切企图迎合公众、取媚于现世的动态 皆是媚俗。媚俗的对立物则是张扬个性，尊崇特创。在生活中媚俗是无法消除的。以讨好和 欺骗民众的方式赢得民众固然俗不可耐，任何失去了人生真性、带有表演性质的举止也都难 逃媚俗之咎。奥地利小说家布洛克（HermannBroch）写过这么一句至理名言： “现代小说 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抗争，最终被淹没了。”作家对媚俗由疾恶如仇，到 不得不承认其现实合理性，最后却又从更坏的方面看到它的完结，不是高洁战胜媚俗，而是 含有媚俗因素在内的积极行动被消极力量所扼杀。媚俗一词传人中国是在八十年代，被广泛 使用在艺术领域，尤其是文学上。八十年代的媚俗是站在贵族的立场上，既带有一种施爱者 的优越感和权威感，又潜藏着期待回报和交流的心理。主流文学 （纯文学）一副高高在上的 姿势，自诩不与 “世俗同流”而自鸣清高。评论界认为若有人尝试走些不同的路子，去争取 另一种群的读者，那就是自贬身份而去 “媚俗”。这时的 “俗”被认为是一种庸俗而被蔑视 和不屑一顾。“媚俗”被当作一个贬义词而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广为传用。进入九十年代，中 国文学 “狼来了”的呼喊一浪高过一浪，尤其是中后期，文学在影视等多种艺术形式的冲击 下被弄得体无完肤。无可否认，这一时期是中国文学在五四后的又一个低谷。当其时，大众 文化潮流越演越烈，这种潮流毫无例外地也淘蚀着主流文学。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许多人纷 纷举旗投降，像梁晓声、张贤亮、柯云路等人均见风使舵， “趋炎附势”。即使是电影界不 可多得的大师张艺谋也不得不 “望风披靡”。至此“媚俗”一词的性质已大大改变，已经不 再是一个贬义词，而成了一个中性词。“俗”一字的含义也由庸俗演化成通俗、世俗，与传 统意义上的 “雅俗共赏”的 “俗”走向了统一，文学也由 “皮里阳秋”而 “下里巴人”，评 论界不再对此斤斤计较，穷追猛打。于是金庸被重新评价，王朔得到肯定。评论界有了足够 宽阔的胸怀去容忍文坛的各类现象， “尊重人们的兴趣爱好个性选择的自由，而对他们的欲 望要求、价值取向、思想行为不敢苟同”。当媚俗风卷云涌，狼吞虎咽之时，那些依然执着 于纯文学的作家作者们有如当代中国文学皇朝没落前最后的贵族，他们仍然坚持守着一方净 土的勇气较之 “媚俗者”们更为可嘉。九十年代中后期 “媚俗”的定义重新给予介定，窃以 为可分为两种，一种是低层次的 “媚俗”，只能迎合一部分人而且这一部分人并不属于大 部，权且称之为 “小俗”。另一种是高层次的 “媚俗”，应是一种全民性的回归，即大众 化、平民性，称之为 “大俗” （大雅大俗）。王朔属于后者，卫慧属于前者，而王朔又显然 比卫慧高出了一班。 “这类作品之所以走俏在于它们钻了人性弱点的空子”， “面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 人们宁愿闭上双眼，这类品正好提供了赖以倚身的睡床，这对一切渴望摆脱尘世义务的凡夫 俗子不能不具有一定的诱惑力。”①王朔以特有的激情、悬疑、机智、幽默甚至无耻，引起 了读者的愉悦，吃惊乃至激愤和憎恶——其小说在追求趣味性、娱乐性、平民世俗性上表露 无遗，他笔下人物的生活是不少现实人正过着的更是许多人潜意中追寻的生活——享乐人 生、亵渎神圣、戏谑社会、调侃他人，极端个人主义及 “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卫慧则是冷 淡，故作深沉 （扮“酷”）、竭斯底里的抒写个人经验和情感，宣泄欲望，逃避空虚，以一 种自揭 “家丑”、自曝隐私的方式来讨好大众，满足人们的 “窥私欲”。如果说王朔的小说 更多地以语言（说白）来娱乐大众的话，那么卫慧显然是侧重于行为 （身体行为，思想行为 即意识活动）的渲染。前者是 “热闹的讥嘲”，后者则是 “冷漠的呻吟”。但殊途同归，即 是媚俗。不同的是王朔自一开始就从文学贵族的交椅上一跃站到了地下（王朔从来就没有 “贵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