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佛教写经与士人书法的审美意识.pdfVIP

敦煌研究 1997 年第 4 期 敦煌佛教写经与士人书法的审美意识 文　化 敦煌遗书自被发现以来, 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 政治、经济、宗教、历史、地理、军 事、文学、音乐等众多领域, 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作为诸多内容的载体——书法本 身, 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有人认为它出自于古代一些学养浅薄、地位低下的抄书 手、写经生和一般僧侣之手, 既没有士人书法的高标雅致, 又无汉简书法的简朴旷达, 从书 法艺术的审美角度来看, 是一种毫无特色的平庸之作。那么究竟如何看待敦煌遗书的书法 及它在书法史中的地位呢? 笔者认为, 敦煌遗书的书法并没有游离于世俗之外, 它与历代 人士书法的审美取向是一致的, 都是当时社会审美意识的产物。而且, 敦煌遗书的书法以 其完整性和独特性, 填补了中国书法史上的许多空白, 为我们研究古代书法发展的美学规 律和艺术规律提供了宝贵的可视性资料, 这是其他书法作品无法取代的。以下就敦煌遗书 中占 85% 以上的佛教写经作书法初步探讨。 一 佛教写经是佛教徒为了宏扬其教义、传播佛法而抄写的佛教经典, 是佛教徒修习佛 道、善行佛事的一种重要行为, 同时也是佛教教义得以准确无误地流传和保存的重要手 段。正如弘一法师在《李息翁临古法书自序》中所说: “夫耽乐书术, 增长放逸, 佛所深诫。然 研习之者能尽其美, 以是书写佛典, 流传于世, 令诸众生欢喜受持, 自利利他, 同趣佛道, 非 无益也。”在《楞伽经》、《瑜伽师地论》、《杂阿含经》等佛教经典中都将写经作为重要的修持 手段进行论述, 甚至列为教徒修习的“十法行”之首, 成为佛教徒供养、施他、谛听、披读、领 受、讽诵、开演、思维、修习的先决条件。《瑜伽师地论》卷七十四中云: “问: 如是十种法行, 几是能生广大福德道? 答: 一切。问: 几是加行道? 答一, 谓第九。问: 几净障道? 答一, 谓 第十。”由此可见写经在佛事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佛教传入中国后, 译经、写经、施经等活动必然成为佛家子弟的一大重要任务。在长期 的发展过程中, 写经的目的和功能又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最初的写经还谈不上是书法艺 ( 术, 它只从功利目的出发, 重义而不重字相 佛家将字分为字相和字义两个方面, 《字母释》 中说: “世人但知彼字相, 虽日用而不能解其义。如来说彼实义。如随字相而用之, 则世间 52 © 1994-2006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之文字也。”只要能正确地承载和现显字义与经义, 就算达到了它的目的。当然, 由于书写 者的身份、学养、书艺不同, 使得写经作品的质量也参差不齐。 随着佛教的宏扬和世人对佛教理论的不断接受, 最初以实用传经为主的写经, 逐渐增 加了新的功能, 即以修习功德作为它的又一个重要目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修习功德 的目的越来越重要。《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云: “是故汝等闻此愿王, 莫生疑念, 应当谛受, 受已能读, 读已能诵, 诵已能持, 乃至书写为人说。是诸人等, 于一念中所有行愿, 皆得成 就。所获福聚, 无量无边。”很多善书之人纷纷书写佛经分赠他人及寺院, 以求所获无量无 边之福。甚至像王羲之、张旭、钟绍京、柳公权、李煜、苏轼、黄庭坚、宋哲宗、宋高宗等一大 批书法家、政治家、文学家也加入了写经行列, 从而使写经的功能从传经遗教、积修功德向 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殿堂迈进。 二 随着时代的发展, 每个时期的写经书法都必然要受到士人书法以及士人审美理想的 深刻影响。敦煌写经书法恰恰反映了这种艺术规律, 同时还保留了一些士人书法没有保留 的审美取向。以下我们就各时期士人书法的审美理想与敦煌写经作一些比较。 魏晋、隋唐、北宋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的三个高峰。无论从纵的时序或横的地段来看, 每个高峰时期的书法风格、审美取向都有不同变化。但就每个大的历史时期而言, 其书法 艺术上都有着共同的风格特点和审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