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和相互影响.pptVIP

第十三章 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与相互影响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的友好相处与往来有着悠久的历史。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带来了民间文学的广泛交流。这种交流增进了民族团结，活跃了民族文化生活，推动了各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 一、多层面的互动交流 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整合是一种普遍的、多层面的文化互动现象。从互动的方向看。既有汉族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相互影响，也有少数民族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从互动的范围看，既有民间散文作品的相互影响，也有民间韵文作品的相互借鉴；从互动的内容看，既有文学体裁和思想内容、艺术形式、表现技巧的相互学习和借鉴，又有先进创作方法的相互影响；从互动的时间跨度看，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甚至更早。因此，各民族民间文学的交流整合这一文化互动现象，需要我们从多方面加以认识和把握。 二、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汉族民间文学的交流与相互影响 （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汉族民间文学的交流，首先表现在汉族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创新选择和吸收方面。这种情形可以追溯到《诗经》时代。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大部分是周王朝经过各诸侯国的协助，对各地民间口头创作进行采集记录，然后命乐师整理、编纂而成的。如十五国风，就是流传在周南、召南、邶、卫、郑、齐、魏、唐、秦、陈、郐、曹、豳十五个地方的土风歌谣。西周时期，周王朝的民族成分颇为复杂，如西周灭商，就有西北、西南、中南地区的庸、蜀、羌、微、彭、濮等族群参加，东北的肃慎族也在周胜利后成为周之“北土”。所以，十五国风并不是统一的某一民族的民歌，《诗经》实际上是包括有许多民族民歌在内的诗歌总集。 汉代以后的乐府民歌中，也不乏少数民族的民歌之音。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朝乐府民歌中有许多就是北方少数民族的口头创作。如描写草原风光的杰作《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据《乐府广题》记载： “北齐神武(高欢)攻周玉壁，士卒死者十四五，神武恚愤疾发。周王下令曰：‘高欢鼠子，亲犯玉壁，剑弩一发，元凶自毙。’神武闻之，勉坐以安士众，悉引诸贵，使斛律金唱《敕勒歌》，神武自和之。其歌本鲜卑语，易为齐言，故其句长短不齐。”表明它是一首鲜卑族民歌。 另一首乐府民歌《木兰辞》已很难辨别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的民间作品。诗中“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唯闻女叹息”很像个汉家姑娘的口气；而且全诗语言形象朴素、节奏明快、情节完整、叙事简洁，亦颇具汉族民歌的特色。但从 “昨日见军帖，可汗大点兵”、“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 “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明驼千里足，送儿还故乡”等诗句中所表现的内容看，又有许多北方少数民族生活的痕迹。 “可汗”是古代西域和北方少数民族对君王的称谓；“胡骑”是对北方少数民族军队的泛称；“金柝”据《博物志》载“番兵谓刁斗曰柝”；“明驼”在《酉阳杂俎》中指的是“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则行千里”。蒙古族传说，古时专用于喜庆佳节的骆驼，躯体精壮，平时善加饲养，用时盛饰彩珠，即称之为“明驼”。因此，《木兰辞》即使不是少 数民族作品，至少也是汉族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产物。 从东晋到隋唐，由于军事、通商和宗教传播，各民族间的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文化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普遍。汉族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很大发展。其中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而且直接促成了词的产生。《隋书·音乐志》记载，隋炀帝曾定《九部乐》，其中有《西凉伎》、《龟兹伎》、《天竺伎》、《康国伎》、《疏勒伎》、《安国伎》、《高丽伎》等是当时外国和边疆少数民族的音乐；并指出曲颈琵琶、竖头箜篌之类，均出自西域，并非华夏旧器。《旧唐书·音乐志》说：“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所谓胡夷之曲是指当时外国和边疆少数民族的乐曲。这些外来的曲调，在汉族先民间而后宫廷盛行，对唐诗和宋词的发展繁荣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元代的杂剧也是在汉族民间戏剧的基础上，通过创新的选择和吸收少数民族民间歌舞而发展起来的。一般认为，汉族戏剧大约形成于唐代至宋金时代。唐代的各种艺术都获得了高度发展，它们从多方面推动了戏曲的产生。唐太宗制定的《燕乐》，集中了隋唐时期汉族民间以及外国和边疆少数民族乐曲的成就，完成了汉族音乐声律的大转变，宋元戏曲的乐调主要就是按照《燕乐》的宫调来分配的。不仅如此，由于金、元时代，女真蒙古诸族语言，随政治势力之伸张，亦盛行于各地，故保存于元剧中者尚多。常见者，如‘曳剌’为契丹语，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