箬横电影院随时光流逝在记忆里.docVIP

箬横电影院,随时光流逝在记忆里 沿着浙江省温岭市箬横镇的老街往深处走，就是老年活动中心，一幢四层楼的房子，外面是一堵围墙。结束了上午的活动，阮圣明端着一个保温杯往家里走。 而在遥远的过去，这里并不是活动中心，叫作前堂里，是一座庙，后来改建为箬横大会堂。那时，阮圣明只有19岁，刚从浙江省干部学校毕业，被分配到这里当一名电影放映员。 时光流逝，如今，阮圣明已经79岁了，头发白了，耳朵也有些听不清，箬横大会堂也早已不存在，只剩下外面的一堵围墙，如岁月变迁的痕迹。箬横大会堂，也成为当地人心中永远的老电影院。 电影受欢迎，放映员很吃香 1956年，19岁的阮圣明从浙江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毕业，被分到电影小队，在前堂里当一名放映员。前堂里原来是一座庙宇。 “那个年代，百姓们的业余文化生活很少，看电影成为一种潮流。”在阮圣明的印象里，箬横大会堂没建之前，看电影的地方是露天的。白天光线太好，电影的放映时间都在晚上。若遇到下雨天，就没办法放映。 每天晚上，有很多人赶到前堂里看电影。根据电影的精彩程度，电影票的价格也不同，通常每张票要3至5分。阮圣明说，有时候电影受欢迎，一场就有1000多人观看。 播放的电影是国产的，但放映机是从苏联进口的，镜头通常为16毫米。“对于放映机，我们不能够随便修，哪怕是一个螺丝掉了，也要送到原厂返修。”阮圣明说。 因为电影太受老百姓欢迎，放映员也成了一份吃香的职业。在实习期，阮圣明每月的工资就有24元。1957年，他的工资涨到了每月52元。 在20世纪50年代末，前堂里改建成了箬横大会堂。大会堂集三大功能于一体：镇里开大会需要、宣传队表演需要以及电影放映需要。 有了大会堂之后，如果当天镇里没有会议安排，白天也可以放映电影，只要将周围的窗户都用黑布遮上即可。 电影流行一唱二打三惊险 蔡治富出生于1960年，是箬横镇岸蔡村人。小时候，他跟小伙伴们常常一起赶到大会堂看电影。 大会堂里的座位是长椅，可以坐7个人，一排有4张椅子，共34排。电影受欢迎，有时候会加座。电影播放的场次也多，一天会放四五场，从上午9时一直放到晚上10时、11时左右。 为了区分，每场电影票的颜色都不同，有蓝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粉色的，一般以白色的为主。“电影票的最上面写着箬横大会堂入场券，下面写着几排几座以及日期。另外会戳一个章，写着具体的放映时间。旁边注明‘当场有效，隔场无效’这8个字。” 那个年代流行的电影，阮圣明说可以概括为“一唱（指戏曲片）、二打（指战争片）、三惊险（指武侠片、侦破片）”。 戏曲片有《梁祝》《红楼梦》《追鱼》等；战争片以红色电影为主，讲述革命斗争的故事，如《闪闪的红星》《洪湖赤卫队》《地道战》《地雷战》等；侦破片有《戴手铐的旅客》等。这些影片都是国产的，由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等拍摄。 蔡治富印象最深的电影应该是李连杰主演的《少林寺》了。“基本上每一场都爆满，看的人那叫一个多啊。”他说，电影的放映时间是有先后的，像上海这些大城市，要比温岭放映的时间早一些，“当时村里有人在上海经商，他回来后告诉我们一定要去看，说电影里的人个个武功都很好，还会飞。我们的胃口被吊得高高的。” “逃票，是年轻人对电影的一种追随” 绕着老年活动中心走了一圈，蔡治富指了指最外面的那堵石墙，“这墙以前就有，为了逃票，我们还翻过墙”。 “电影太火爆，票实在买不到，那个时候我正读高中，十六七岁的年纪有点冲动，就和小伙伴逃票。”蔡治富说，“我两手抓住墙头，双臂一用力，腹部收缩，双脚就已经到墙头，一个蜻蜓点水，慢慢落地，然后偷偷走进大会堂。” 别看他将动作说得简单，其实翻墙充满着风险。“为了防贼，墙头插了许多碎玻璃，因此要翻墙的话，得寻找安全点。”蔡治富说，即使成功进入大会堂后，也是风险重重，因为里面座无虚席，只好站在过道上看。工作人员如果看见，会马上将他赶出去。“其实，逃票还是少之又少，这是当时年轻人对电影的一种追随”。 蔡治富的话勾起了村民陈先生的回忆。陈先生的家住在大会堂附近。“那个时候，老电影院（指箬横大会堂）是我最爱去的地方。因为我的个头比较小，经常躲到大人们的身后，每当被检票的拉住时，我就大声对检票的说票就在前面那位大人那里。但这把戏也不是每次都管用，经常被检票的揭穿。” 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黄牛卖票了，每张票比正常售票贵个两三分。“每个人能够买到的电影票有限，黄牛通常是三四个人一起行动。进入大会堂看电影，得凭票排队入场。这个时候，黄牛们要分开排队，保持一定的隐蔽性，因为如果前面一下子插进去这么多人，其他排队的人也会有意见。插队的人通常借口自己去上厕所了，让自己的朋友先排着。”蔡治富说。 电影票也会分配到一些村民手中，最后这个电影票归谁，是根据抓阄决定的。有些人如果不去，也会将电影票便宜一点卖掉。 十几公里远，村民们也会赶过去看电影 蔡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