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中国城市治病我的18年自白.docVIP

给中国城市治病:我的18年自白 土人的“大脚革命”实践：从1998年开始，伴随着理论研究，土人设计以土地的名义，倡导天地人神和谐，以解救中国城市病为己任，探索重建中国和谐人地关系的实践。虽艰苦卓绝，但全体同仁同心协力，使星火不断燎原。17个年头过去了，土人设计的实践足迹和理念传播已遍及全国200多个城市，并发展了一整套有关新型城市建设和美丽国土建设的理论和方法。 我对于中国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的反思始于1996年，当时，我为自己的回国前景投石问路，乘火车从香港、深圳经上海北上，到达北京，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撼：在深圳，那些带我参观的人们都以城市中超尺度的宽广大道为豪，却无视一位老农吃力地蹬着三轮车、负重横穿马路时的惊慌失措；城市中心大面积的良田撂荒，野草丛生，名曰预留作为深圳市的未来中心区（现今这里果然成为了拥有巨大的花岗岩轴线和中央公园的中心城区）。上海的浦东正在开发，上百座在建的楼房，构成一片吃力生长着的怪异钢筋水泥丛林；列车窗外，沃野里平地拔起一两座高楼，地面上却是一片狼藉―湿地成了建筑垃圾堆填场，村庄只剩下断墙残垣。北京的大街小巷则在进行着轰轰烈烈的街道拓宽运动，包括北京大学东门外的中关村北大街，一排排高大的白杨树被悉数砍去，一片片低矮的四合院被推为瓦砾；河流治理工程也同时兴起，河道硬化和截弯取直工程将河道两侧的茂密树林伐去；所到之处，用于开发小区的地块被高高的围墙圈起，“三通一平”的工程迅速将“生地”变为“熟地”；奇花异卉和来自乡村的古树被肆无忌惮地用以装饰街道、政府大楼前的市政广场和新建住宅小区。全国人民似乎都在欢呼：让中国的城镇化来得更快速而猛烈些吧！ 而我当时所见的一切，均是与我所学到的城镇化和城市建设理论和观念相违背的。深受简?雅各布斯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伊恩?麦克哈格的《设计结合自然》等著作的影响，我确信中国正在陷入疾患，犯了西方城镇化和城市建设已经犯过的错误！于是我心生不忍，匆匆于次年一月回国，自命不凡，开始大声疾呼，并投身于阻止和治疗城市病的艰苦工作中。多方求证之后，我意识到，这种病同时因为4类人所携带的病毒而起：第一类，也是最主要的一类病毒被城市建设的决策者所携带，这种病毒由“权力+GDP业绩考核+低俗”结合而成，它可以开动国家机器沿着特定的轨道前行，因而拥有巨大的杀伤力；第二类病毒被开发商所携带，这种病毒由“资本+贪婪+缺德+低俗”构成，所以其携资本的力量，创造并适应堕落时代的广泛需求；第三类病毒被规划设计的专业人士所携带，由“奴性+陈旧知识+权威”结合而成，所以，凭借知识的迷信和“知识就是力量”的符咒，往往能助纣为虐；第四类，则是被广大的民众，也就是城市的受众所携带，由“盲从+低俗”结合而成，为其他几种病毒的泛滥提供社会和环境。由于上述四类病毒的侵害，中国城市泛滥着我们今天已经普遍感受到的各种城市病：文化与社会的、经济的、生态与环境的，在此无须枚举。我认为要阻止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泛滥、最严重的“流行病”，必须对这4类病毒的携带者同时进行治疗、对症下药！且必须是猛药！ 我的第一剂猛药是开给城市决策者和开发者的。我于1998年便开始发表系列文章，发起了对城市化妆运动的猛烈批判，并明确指出，这是封建集权意识、暴发户意识和小农意识的综合症，克服这一系列病毒的良药是“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使决策者重新回到我党建党之初的伟大理想，回到“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在中央和地方级电视台，以及各类市长和部长级研修班上宣讲（该药的核心内容后编撰于和李迪华合著的《城市景观之路》一书中）。 我所开的第二剂猛药叫作“生存的”和“反规划”，是开给规划设计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包括城市规划师、景观设计师和建筑师等）。这剂药是从专业批判和自我批判开始的，我批判了中国传统园林没有能够走出封建士大夫的“园”，没能走向探究土地适应新时代快速城镇化需求之路，而丧失了解决迫切的人地关系领导学科的地位（此观点集中体现在1998-2000年在《中国园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和《生存的艺术》一书中）。我也批判了计划经济时代助纣为虐的城市规划方法论，它滋长了权力机器的膨胀和开发商的贪婪；因而我大喝住手，并下了“反规划”的猛药（2002年首次发表，集中体现在我和我的同事及学生合著的《反规划》[2005]一书中）。强调必须先做不建设规划，尽快划定禁止建设区，特别是生态红线，来阻止病态城市的蔓延，并在具体方法和技术上提出了通过判别和规划生态安全格局和生态基础设施来确定生态基底，并通过生态基础设施―而非灰色基础设施―来建设诸如“海绵城市”等生态而宜居的可持续性城市。 我所开的第三剂猛药叫作“大脚革命”，是针对大众文化的―这里的大众当然也包括上述三类人。我坚信，“大脚革命”是解决中国城市病的基础，其核心是批判上千年来中国文化中的小脚审美―以牺牲健康和功能来换取畸形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