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仁宗有关药物依赖的科学报告版新.docVIP

有关药物依赖的科学报告 邱仁宗 最近20年来对可滥用的有精神作用物质成瘾的科学研究，揭示出药（“毒”）物成瘾是一种慢性的、易复发的脑病，成瘾者是自主性严重受损的病人，对成瘾唯一合适的办法是药物治疗并结合心理行为治疗以及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和关怀，“有罪化”或“惩治”不是一个好政策。 毒瘾是慢性的、易复发的脑病 药物（drug）是影响生物学功能的化学物质（不同于提供营养或水），它们可来自植物，也可来自实验室。作用于精神的（psychoactive）药物是影响精神功能（情态、感觉、认知和行为）的药物。青霉素是药物，但不是作用于精神的药物。可滥用的（abusable）作用于精神的药物，是使人感到快乐、愉悦而不是用来治病的药物。氯丙嗪是作用于精神但不可滥用的药物。对人类威胁最大的可滥用药物是：尼古丁、酒精（乙醇）和阿片类药物（从鸦片罂粟汁中提出的药物，包括天然产物吗啡、可待因、二甲基吗啡以及许多半合成同类物质，鸦片含20余种生物碱，其中吗啡含量最多）。这些作用于精神的药物滥用后引起对脑、心血管、肺等器官结构和功能的损害，更有甚者，这些物质的滥用引起行为的负面改变，甚至采取笨拙、愚蠢、顽固、暴力、自我毁灭的行动。滥用酒精、海洛英等药物后可产生这样一种精神状态，通常的谨慎和良心的约束已不管用，因而会使同一个人采取平常本不会采取的极端行动，即失去自我控制。美国有句谚语说：“先是人喝酒，然后是酒喝酒，最后是酒喝人。” Mark Kleiman et al.: Drugs and Drug Policy, Oxford 2011, pp. 1-9. Mark Kleiman et al.: Drugs and Drug Policy, Oxford 2011, pp. 1-9. 成瘾是不顾显著负面后果而强迫性觅药和服药的病态，发展成瘾状态是复杂的，多因素的，受表观遗传、遗传、生物和环境因素影响。药物使用开始于试试，然后升级为继续使用，出现耐受，增加用药量，以产生原来少数剂量就能产生的欣快。过了一段时间，形成依赖，导致不可控制的使用，引起脑以及行为的变化，超越了药物最初的神经药理作用。继续觅药行为的驱动力是脑神经适应变化的结果。结果，从偶尔服药，通过戒用和复用，到成瘾状态，往往呈周期性，即成瘾周期。 我们所说的“毒品”是一类可滥用的、作用于精神的药物。由于它们被定为非法，因此给予“毒品”贬称，但不应因此而忽略其与尼古丁、酒精等作为可滥用、精神作用物质的相同基本性质。如果说因为阿片类药物对服用者有生理和行为毒性，而被称之为“毒品”，那么尼古丁、酒精对人同样有毒性，也应被称之为“毒品”。而根据美国2004年估计，药物滥用和成瘾的社会经济损失每年分别为：非法药物1810亿美元，酒精1850亿美元，烟草1580美元。酒精的社会经济危害要大于非法药物。 Surgeon General’s Report, 2004; ONDCP, 2004; Harwood, 2000；邱仁宗：立足科学和民主决策，妥善应对成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21日；邱仁宗：重视我国的酒瘾问题，《中国科学报》2012年10月12日。 从人类有记载的历史开始，人类就服用有精神作用的药物，最初是医用。后来发现能提神、快乐、愉悦。但那时村落社会供应有限，仅供节日或负有特殊社会角色的人（巫师、祭司）服用。在启蒙运动以及那些有精神作用药物（烈酒）生产工业化后，成瘾药物使用才常见。近500年伴随欧洲帝国扩展的工业化、商业化和全球化，彻底改变了精神作用药物的分布和可得性。它们被称为“帝国胶水”，征收酒精和烟草税是国家主要财政收入。鸦片贸易是印度英国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在英美，最初的吗啡成瘾者是中产阶级白人妇女，她们有病或疼痛，在医生指导下服用吗啡成瘾，那时对这些成瘾者作为病人对待，给予治疗。后来，吗啡成瘾者大多是处于社会边缘的、无业青少年，他们偷盗抢劫，引起社会不安。于是有了惩治使用这类药物的法律和执法，将阿片类药物的成瘾者当作罪犯、违法者对待。 经过数十年悉心的科学研究，科学家已经获得充分的科学证据证明，成瘾是一种慢性的、易复发的脑部疾病，而不是类似寻常偷盗、抢劫那样的劣行，更不是谋财害命的罪行。成瘾者由于长期服用对精神有作用的物质，使他们的脑的结构和功能受到严重的损害，因而使得他们产生非人的意志能够控制的行为。 对成瘾的科学研究由于神经影像学的发展而发生决定性的转折。神经影像学利用PET、SPECT和MRI等技术对脑的结构、功能和药理作用直接或间接形成影像。神经影像学分为结构影像学和功能影像学。结构影像学揭示脑部结构和诊断较大尺寸的颅内疾病（如肿瘤）和损伤。功能影像学则用来诊断较小尺寸的代谢疾病或损伤（如阿茨海默病），以及用于神经核认知心理研究和建立脑机接口。功能影像学使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