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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近变局中的浙江货币金融 任群景 浙江省博物馆 浙江有悠久的金融史，春秋战国时期已有金属货币流通。隋唐时，浙江的货币信 用经济开始成长壮大。尤其随着寺庙经济的发展，浙江出现许多长牛库、质库 ［l］o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成为我国第一个岀现铸钱、金银和纸币三者并行 流通的城市［2］,金融机构数量Z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明灭元后，曾在浙江 最早推行“一条鞭法”，极大促进了浙江货币经济的发展。近代以来，中国经历 “三千余年一大变局” ［4］,处在东南沿海的浙江首当其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 变化。有关晚近浙江货币金融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5］,这些成果或从钱币学的 角度，或从货币史的视角，或关注浙江晚近某一吋段，或关注晚近浙江某一区 的货币金融情况，为进一步研究浙江地区货币金融提供基础。本文立足己有相关 学术成果，藉助历史学内外考证之法，对类型各异的资料比勘互证，理清其间 的基本史实，在注意浙江近代货币金融文献和实物资料间的参照比较“以物证 史”的同时，结合当时浙江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变动，梳理并考察晚近浙 江货币金融发展脉络及内在机理。 一西夷东来:银元.铜元及其他 清朝入主中原后，制定“七分用银，三分用钱” ［6］的方针，基本遵循“大数用 银，小数用钱”，采取分散铸币的政策，各省随时可以奏准设局铸钱［7］。从顺 治到宣统，全国五十六所造钱局中，除了京城的宝源局和宝泉局，浙江的宝浙 局是为数不多存在较久的造钱局Z — ［8］。清朝前期在对外贸易屮处于出超地位, 英国的白银源源不断流入清王朝，殖民者就以输入鸦片的方式改变这种被动局 面。在19世纪30年代，鸦片贸易的后果已在实行复本位货币制度的中国被人们 所感觉，因为白银之流出国外是为了用于偿付鸦片这种违禁品的进口，而这种 收支的不平衡迅速地破坏了税收和商业。银与铜的比价中价值的上升，这使几乎 所有社会集团都深受其害，唯独投机者、兑换商和高利贷者除外［9］。后清王朝 禁烟，双方之间战争爆发。清王朝战败，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 海为通商口岸。 鸦片战争促使国内矛盾激化，爆发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一路北上，后来定都南 京，等到天京变乱，实力受到很大削弱，为巩固政权，继续对外进攻。李秀成曾 两次率兵攻占杭州，尤其于1861年分别在杭州、金华、绍兴、湖州、临海建立 听王府，侍王府、来王府、堵王府以及台门等军政机关并铸造天国背直书圣宝钱、 天国圣宝背横书太平钱、太平天国背直书圣宝钱、太平天国背横书圣宝钱、太平 圣宝背横书天国钱等［10］。活跃在浙江境内的金钱会，积极响应太平天国运动， 曾铸造“义记金钱”作为联络的信物，并不流通［11］。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清 政府下令全国铸造当四、当五、当八、当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五十、 当百、当二百、当三百、当四百、当五百以及当千大钱，并印行以银元为单位的 官票和以制钱为单位的宝钞。这一通货膨胀政策，很快造成货币严垂贬值。就浙 江而言，巡抚黄宗汉奏准设立大美官钱局，并按户部的要求，发行官银票共十 万两并发行地方的银洋票，称为“局票” ［12］。宝浙局铸造当十、当二十、当三 十、当四十、当五十和当百大钱［13］,但实际流通于市的主要是当十钱［14］ o 新航路开辟以后，东西方贸易往来增多，最先把外国银元带到中国来的是葡萄 牙人，其后来浙贸易，开始把西班牙银元带来浙江。到十九世纪初，外国银元 “佛洋”已在浙江宁、绍、杭、嘉、湖一带广泛流通［15］。当时流入我国的外国 银元由于流通和使用方便，颇受欢迎，但也对当时清朝货币制度有一定冲击。各 地仿铸银元，予以抵制。浙江有些地方的银号钱庄曾铸造一种七二银饼，制作原 始，上面只有几个凿记，卬明地名，银号名以及库纹七钱二分等字样［16］ o继清 政府允许广东铸造银元［17］,各省竞相设厂制造。光绪二十二年(1896)杭州兵 工厂铸造面文有“浙江省造”字样的银币，有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厘，七钱 二分等币值。光绪二十五年(1899)浙江巡抚廖寿丰奏准，成立银元局，在杭州 报国寺门前空地兴建造币厂，开铸七钱二分、三钱六分、一钱四分四厘、七分二 厘、三分六厘五种银元［18］,但开制半年就因收到清廷命令而停铸。 恢复制钱的计划受到了事实的阻碍，大钱的信用又无法重建［19］。光绪二十六年 (1900)广东铸行“光绪元宝”铜元重两钱，每枚当制钱十文，和制钱平行流 通，颇受社会欢迎，其后清政府下令沿江各省仿造［20］。光绪二十九年(1903), 浙江省在杭州报国寺旧军装局制造毛瑟枪子场内设铜元局，并于光绪三十一年 仃905)在西大街宝浙局旧址增设铜元分局，开铸“光绪元宝”铜元，后因清政 府整理币制，面文改“光绪元宝”为“大清铜币”。浙江省铸造的铜元，中间有 一 “浙”字，俗称“屮心浙”。不久铜元局遭遇和银元局类似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