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想薰风的徐道觉.PDF

第四章 漫想薰风的徐道觉 当明确了染色体就是基因的载体之后，遗传学家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就 是人类染色体组到底有多少条染色体。但由于当时染色体制备技术的限制，在 光学显微镜下，许多染色体重叠在一起难以分辨，故各国学者所报告的人类染 色体数目各不相同。 1921 年，美国遗传学权威（曾任得克萨斯大学校长）Theophilus Painter （1889-1969）便提出人体的染色体数目为2n ＝48 。此后，这条定论一直充斥于 各种生物医学教科书和百科全书。直到1956 年，美籍华裔学者蒋有兴（Joe Hin Tjio，1919-2001）和Albert Levan （1905-1998）才首先正确鉴定了人类染色体 的数目为2n ＝46 条而非48 条（蒋有兴因此荣获了美国肯尼迪国际奖）。但是， 首先观察到46 条染色体数目的却是美籍华裔科学家、浙江大学的杰出校友徐道 觉（Tao-Chiuh Hsu ，1917-2003）。 20 世纪 50 年代初，徐道觉在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以后，鉴于 当时的处境，只得抛弃自己拿手的果蝇遗传学研究，经推荐到著名组织培养学 家Charles Marc Pomerat （1905-1964）的实验室从事研究培养中的人和哺乳类细 胞的核现象。徐道觉先用了半年的时间学习如何建立培养物，拍摄相差显微镜 照片、缩时显微电影术（time-lapse microcinematography ）等技术。当他试图观 察细胞的染色体时，却发现它们拥挤成堆，如同在组织切片中一样，什么也分 不清，看来是没有指望“突破”这一难关的。尽管他喜欢这个实验室，却又怀 念起过去研究的果蝇，甚至想再回去搞果蝇遗传学。 徐道觉曾师从我国著名的遗传学鼻祖之一谈家桢先生，被欣赏为最有出息 的学生。曾与徐道觉于1942 年一起在广西柳州沙塘国立广西大学农学院共事的 遗传学大师李景均先生（Ching Chun Li，1912-2003）曾饶有兴趣地回忆道：“他 的上衣和长裤各有4 个口袋，8 个口袋里都塞满了装有各式各样的昆虫及其食 1 物的小瓶子，我称他是一间移动的实验室（a walking laboratory ）。那时我就断 言：他必成大器！”因此，事业的停顿让他感到十分失望和沮丧，度日如年的悲 观情绪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但就在此时，“奇迹”却发生了。一天晚上，徐 道觉照常到实验室做研究。在一些治疗性流产胚胎组织（皮肤和脾）的培养标 本中，他按照常规操作步骤用盐溶液冲洗细胞时，竟然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分散 铺展很好的美丽的染色体！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到实验室外绕着大楼 走了一圈，又到咖啡馆里喝了一杯咖啡，清醒头脑之后再回到实验桌上，检查 了更多的染色体制片，仍然观察到了相同的现象。没有 1 个分裂相有纺锤体定 向，没有 1 个分裂细胞显示细胞分裂中期的边界，都不是典型的中期。他试图 研究另一些标本并建立更多的培养物，以便重复“奇迹”，但再也未得到分散得 那样好的标本。他揣测一定是在人脾培养物中出现了什么“差错”，花了大约3 个月时间力图从各个因素的试验中寻找其“奥秘”——包括培养基的成分、培 养条件、培养温度、秋水仙素、固定和染色等。直到 1952 年4 月，当他改变平 衡盐溶液的张力时才获得成功。当他把蒸馏水和平衡盐溶液相混合以减低张力 时，“奇迹”又重新出现了。他立即想到，手头这个强有力的工具也许可适用于 其他细胞材料或物种细胞。果不其然，这一手段对所有生物和所有培养物一概 都是适用的。徐道觉的感觉真是“爽歪歪”透了！可以肯定，在 3 个月之前出 现的“奇迹”，一定是实验室中的某一位技术员在配制平衡盐溶液时心不在焉， 读错了刻度标尺以致配为低渗液的缘故，使得徐道觉成功地将低渗透液技术运 用到人体染色体的研究上。低渗处理的原理在于可使红细胞胀破，白细胞胀大， 造成染色体空间的变大，易伸展而不再重叠，可以清晰地进行观察。遗憾的是， 迄今仍不知道这位“女英雄”的姓名，正是这位女士的粗心大意对细胞遗传学 的发展做出了意外的“贡献”。由此，徐道觉确认了正确的人类染色体数目：2n ＝46 。 利用低渗液处理染色体标本（hypotonic solution pre-treatment method ）是人 类细胞遗传学和脊椎动物细胞遗传学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是染色体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