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验教学与创新人才培养-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DOC

本文发表在：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增刊（教学论文专集）84-88。 PAGE 1 PAGE 6 实验教学与创新人才培养 ——关于化学实验教学改革的思考 化学系 郭祥群 高等学校作为知识创新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和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重任。这一要求对高等理科化学实验教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同时也为高等理科化学实验教学的改革提供了机遇。 一、化学实验与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 化学作为自然科学的重要基础学科之一，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实验性科学。化学实验是化学学科赖以建立和发展的直接基础。自17世纪以来，近代化学中的重要定律与学说无一不是来源于实验同时又为实验所检验的。历史上著名的化学家对实验都有着浓厚的兴趣[1]。英国著名科学家波义耳（R. Boyle）认为实验是最好的老师，只有实验和观察才是形成科学思维的基础，他做过的化学实验涉及各个方面。正是在大量实验的基础上，波义耳完成了《怀疑派化学家》一书，首次对化学元素作了科学的定义，为使化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瑞典化学家舍勒（C. W. Scheele）酷爱实验，实验使他在化学领域中有很多发现，尤其是氧的发现。法国化学家拉瓦锡（A. L. Lavoisier）信奉“不靠猜想，而要根据事实”的实验观点。从投身科学研究起始，拉瓦锡就认识到精确的科学测量的重要性，在每次实验中，他都注重实验设计的完美与测量的精确。正是这一严谨的科学的实验态度，使他得以提出以氧化反应为中心的新的燃烧理论，“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起来”。此外，作为近代化学重要基础的原子学说和元素周期律，同样是在化学家大量化学实验基础上提出并为实验所检验的。 同化学科学同步发展起来的化学教育，从一开始就与化学实验密不可分。古代化学没有什么科学传统可言，通过工匠将实用化学的经验和技能代代相传。在近代化学教育中，除了课堂上的化学实验演示操作外，许多化学家是在师徒式化学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即学生通过协助老师从事实际的化学研究工作而从中掌握很多化学理论知识和实验操作技术，并培养化学研究能力。像贝采里乌斯（J. J. Berzelius）、盖-吕萨克（J. L. Gay-Lussac）、杜马（J. B. Dumas）等著名化学家都是在其私人实验室中培养化学人才，而杜马本人和后来成为实验室教学先驱者的李比希（J. Liebig）都在盖-吕萨克的私人实验室接受过良好的训练，不仅掌握了精确的化学实验技巧，而且学会了系统研究的方法。李比希、维勒（F. Wohler）、霍夫曼（A. W. Hofmann）、凯库勒（F. A. Kekule）、（N. N. Zinin）等著名化学家则是通过建立化学教学实验室来培养化学研究者和化工专家的。尤其是李比希在德国吉森大学创建的举世闻名的吉森实验室，奠定了近代化学教育的模式，培养了许多世界闻名的化学家和化学教育家，如霍夫曼、凯库勒、武慈（A. Wurtz）、热拉尔（C. F. Gerharedt）、柯普（H. F. M. Kopp）、弗雷泽纽斯（C. R. Fresenius）、威尔（H. Will）、费林（F. Feling）、弗兰克兰（E. Flankland）、齐宁等著名的化学家都在李比希的吉森实验室受过良好的实验室教育[2]。 随着20世纪化学学科的迅猛发展，化学已不再是一门纯实验科学。随着数学、物理、计算机科学的持续发展以及其在化学中的应用的不断深入，20世纪初形成的量子化学持续发展，化学已从描述性学科发展成为推理性学科。然而，化学学科的发展对化学实验的需求并不因此而削弱，相反则因为化学学科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研究，从宏观深入到微观，从静态发展到动态，从单一学科发展到综合学科以及边缘化学学科的兴起，现代化学科学对化学实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化学人才的培养，尤其是高层次化学创新人才的培养对高等理科化学实验教学的体系、内容以及培养模式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高等化学实验教学的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化学教育的课程体系基本上是沿用五十年代的体系，即以专业和专门化需要为逻辑的专门化课、专业课、专业基础课、基础课等倒推式的窄、专、深的课程体系。这一课程体系以培养各种“专门家”为目标，将学生培养成具备某个二级或三级学科（如无机、有机、分析、物化、催化、结构与量化）知识的专门人才。国内传统的理科化学实验教学则依附于理论课程，随理论课程设课，分属不同的教研室，教学要求重在通过实验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实验技能的训练。这一课程体系在历史上与当时的学科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是基本相符合的，为高层次化学人才的培养发挥过重要作用。但今年来，随着化学学科自身的蓬勃发展、随着新的经济时代对人才要求的巨大变化，这一实验教学体系已难适应21世纪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