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涂造地过程中农民生态环境权益减损的法律矫正.docVIP

填涂造地过程中农民生态环境权益减损的法律矫正 摘要：相较一般的民事权益减损，农民因填涂造地而减损的生态环境权益表现为明显的“二元性”，即受损权益性质的二元性、受损权益时空的二元性、权益减损范围的二元性、受损权益内容的二元性和责任主体的二元性。有鉴于此，填涂造地过程中农民生态环境权益减损的法律矫正，就不能局限于对私权益受损的矫正。但是，既有法律矫正体系却未能完全匹配填涂造地过程中农民生态环境权益减损的“二元性”特点，应从发展农村、农民社会组织，整合分散配置的行政规划权，完善既有生态环境损害补偿制度，塑造以农民表达权为核心的程序法治，建立社会化生态环境损害矫正机制等方面入手加以完善。 网:m 关键词：填涂造地农民生态环境权益二元性法律矫正机制 在海域围填海指标的限制以及国家对农用地转用的严格管控下，建设用地的需求与供给之间出现了很大的缺口，各地政府不约而同地把弥补缺口的希望寄托在填涂造地上。填涂造地客观上会对生态环境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这是由滩涂资源自身的多功能属性所决定的。因为滩涂不仅是重要的后备土地资源，还具有防止或减缓海岸侵蚀、维系生物多样性、降解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的功能。同时，滩涂资源的诸多功能相互间存在着有限的兼容性，对填涂造地功能的过分追求、利用，可能造成其他功能的减损甚至丧失。作为我国开发利用滩涂资源的重要手段，填涂造地固然发挥了滩涂作为后备土地资源的功能，为沿岸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拓展了空间、提供了新的土地资源，但是，在填涂造地的过程中，尤其通过填涂造地片面、过分追求土地空间拓展的过程中，相关活动也产生了“负效应”――严重挤占并减损了周边农民从滩涂资源享受的生态环境权益。法谚有云：“有权利必有救济、有侵害必有保护。”针对填涂造地过程中农民生态环境权益的减损，法律应当提供必要且充分的矫正机制。 一、填涂造地过程中农民生态环境权益减损的二元性分析 填涂造地过程中，农民生态环境权益的减损不同于一般民事权益的减损，其中包含传统民法矫正难以完全涵盖的权益类型和表现。因此，厘清填涂造地过程中农民生态环境权益减损的特点，就成为对其进行法律矫正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详言之，相较一般的民事权益减损，农民因填涂造地而减损的生态环境权益具有明显的“二元性”。 （一）私益与公益――受损权益性质的二元性 农民因填涂造地而减损的生态环境权益从性质上既包括私益，又包括公益。一方面，农民受损生态环境权益中包含传统意义上的民事私益。例如，以现代农业及水产养殖为主的河口滩涂围垦区，一般仍以粗放型经营为主，其农业面源污染及养殖废水会污染沿海土壤和近海水环境。如果农民在此地从事渔业养殖，则其财产权益、人身权益将会受到污染的影响，导致诸如养殖的鱼虾等因水污染而减产，农民食用了携带污染物质的水产品而致健康权受侵害等不利后果的出现。另一方面，由于资源环境具有整体性、唯一性、公共性，某些填涂造地活动对滩涂资源的影响并非针对特定的农民，而是对不特定空间范围的农民均造成生态环境权益的减损。例如，填涂造地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系统，降低了滩涂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使依赖于滩涂生态生存的动植物种类和数量减少。生物多样性减少这种生态环境权益显然不是某个农民独占的，其已经超出民事私益的范畴而属于环境公益，其受损主体具有不特定性、整体性。 （二）代际与代内――受损权益时空的二元性 一般意义上的民事权益受损，往往只表现为侵权行为所产生的现实后果，如财产灭失、人身损害等。与此不同的是，资源环境作为人类世代生存发展的必要物质基础，其对人类权益的影响在时空范围上具有延伸性，即生态环境权益不仅包括当代人的权益，还包括后代人的权益。因此，农民因填涂造地活动而造成生态环境权益的减损就具有代际时空二元性。其中既包括现实生态环境权益的受损，又包括未来生态环境权益的受损。例如，近年来我国苏北竹港和上海市的滩涂区域均出现了因围垦导致水生动物大量死亡或数量锐减的案例。新淤涨涂面形成的湿地、生物种类一般需要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逐步恢复，因而一些以湿地为栖息地的水鸟等生物的生存也变得更加艰难。显然，无论是围垦区内的当代还是后代农民，填涂造地活动对其生态环境权益均造成了减损。 （三）直接经济损失与生态服务损失――权益减损范围的二元性 滩涂的价值不仅包括直接利用价值，还包括间接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等生态服务价值。具体而言，滩涂的间接利用价值主要包括其在调节气候、涵养水源、调蓄洪水、稳定岸线方面的功能；非利用价值主要是指其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科研服务方面的价值。因此，相比一般民事权益的减损范围仅限于直接经济损失，因填涂造地行为对农民生态环境权益的减损，其范围已经超越了直接经济损失而涉及间接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等生态服务价值损失。一般来说，填涂造地给农民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可以通过相应的市场价格予以评价，而对其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