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第四章-形象学.pptVIP

第一编 第四章　 形象学 形象学可在西方文学中追溯悠远历史。约斯特说：“在西方，异国情调似乎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常数”，一个“文学趋势”。 《奥德赛》开欧洲文学描写异域风物的先河；《乌托邦》、《老实人》都是对理想王国的幻想；《阿达拉》展示了北美印第安人生活的大自然的雄浑、浩瀚、广袤；拜伦的“东方”、吉卜林的印度、毛姆对印度宗教所存的希望，都是有关异域的浪漫幻想。 在中国，早在《山海经》中，我国就有了对异族异国的描绘。 明代《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演说明永乐年间太监郑和出使西洋，服外族，三十余国皆入贡中华之事。它们先后历金莲宝象国、爪哇国、女儿国、撒发国、金眼国、木骨都束国等，所到之处，宣天子诏，建大明威。其想象模式，与《西游记》大体相似。 到了近代，以《孽海花》为代表的一批近代描写异国异族的小说，对其技术的精锐，文明发达表达了由衷的惊讶和震撼。 “五四”以后的现代作家，与外国联系更加频繁，作品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大量增加，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陶晶孙、老舍、许地山、蒋光慈、无名氏等作家的作品中，或表现异国情调，或从异国先进中萌生发愤强国之心，向异国寻求真理。异国异族有时也充任地点和背景。 第一节　形象学的历史 比较文学形象学起源于法国，脱胎于影响研究。 早在1896年，路易-保尔·贝茨就指出，比较文学的任务之一就是“探索民族和民族是怎样相互观察的：赞赏和指责，接受或抵制，模仿和歪曲，理解和不理解，口陈肝胆或虚与委蛇。” 20世纪初，巴尔登斯伯格的《法国文学中的英国和英国人》，也为形象学研究提供了研究操作的范例。 3、巴柔：社会集体想象物 巴柔所谓对“异国认识的总和”就是指“社会集体想象物”，这是比较文学形象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就是全社会对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作的阐释，是双极性（认同性/相异性）的阐释。 这里的“全社会”就是审视者即自我，本土方面；而“一个集体、一个社会”则是指被审视者也即他者，异域方面。 简言之，社会集体想象物就是“自我”对“他者”的阐释，而且是“双极性”——既有认同性也有相异性——的阐释。 3、巴柔：社会集体想象物 巴柔分析了审视者描述“他者”时所持的三种基本态度。 第一种是“狂热”，即一国文化被审视者一方视为优越于本民族文化、本土文化，认为本土文化是低级的、必须改造的； 第二种是“憎恶”，异国文化被视为落后的、负面的，审视者提升了本土文化，使其优越于异国文化； 第三种是“友善”，审视者与被审视者相互认同、彼此尊重，双方处于平等地位。 4、利科：乌托邦和意识形态 法国学者保罗·利科是另一位形象学理论的提升者，他把“形象学”和“阐释学”结合起来，将阐释学的方法、思路引入形象学研究，使形象学研究更加关注审视者一方的主体意识和“他者”形象的社会想象、社会实践意义。 在《阐释学论文集》中，利科提出社会想象（社会理想）与社会实践（社会现实）之间复杂多变、难以捉摸的关系，可以借助于两极化的他者形象去把握，即乌托邦的他者形象和意识形态化的他者形象。 4、利科：乌托邦和意识形态 所谓“乌托邦的他者形象”就是巴柔所说的“狂热”态度的产物，将他者、异域描述为理想之邦，用以批判、否定本土社会文化现实。 所谓“意识形态化的他者形象”则是巴柔所说的“憎恶”态度的结果，将异国贬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蛮荒之地，反衬出自我文明的优越。 但利科将巴柔注重向内部考察“审视者”的心理倾向转移到向外关注“被审视者”的社会功用问题上。 4、利科：乌托邦和意识形态 初期：客体对象→异国形象（二者相似度） （休谟的再现式想象）； 后期：创造主体→异国形象（塑造过程） （萨特的创造性想象）。 前者将异国形象视作客体对象的复制品，后者强调异国形象不是被感知的，而是被作者创造或再创造出来的。 4、利科：乌托邦和意识形态 5、形象学在国际学界的扩展 德国学者胡戈·狄泽林克是法国形象学初起之时的大力声援者，在美国学派韦勒克等人试图将形象学研究打入冷宫之时，狄泽林克在1966年发表《关于“形象”和“幻象”及比较文学研究中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使得形象学研究起死回生。在1977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引论》中，他又特地在该书中专列一节“比较文学形象学”，被国际学界公认为是当代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纲领性篇章之一。 5、形象学在国际学界的扩展 D·H·巴柔《一种比较文学的研究角度：文学形象》（1981）、《文化形象：从比较文学到文化人类学》（1983） M·S·费歇《关于比较文学形象学的产生，民族形象-比较文学史的研究对象》（1981） 菲利普·D·贝德勒《美国文学与越南经验》 欧文·奥尔德里奇《龙与鹰——美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形象》 米尔顿《19世纪下半叶英国意识中的法国形象》 C.F.霍夫曼《浪漫主义的非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