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杨国荣著.pdf

在 中国哲学史上，王学 曾经留下了难 以抹去的历史轨迹，对 此，已很少有人加以怀疑。然而，从认识发展的逻辑行程来看， 王学究竟提供了哪些环节？它何以能取代正统理学 （程朱理学） 而蔚为一代思潮 ？为何在王阳明以后，王学又展开为一个“一本 而万殊 ”的演进过程 ？它何 以在清代一度沉寂 以后，又能再度复 兴于近代？尽管对王学的历史回溯一再地指向上述问题，但我 们似乎很难说，这些问题已完全解决。 王学的产生既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又以理学的演变 为其理论前提 。滥 于宋初的理学，发展至朱熹而臻于大成。 朱熹在使正统理学系统化的同时，又使其 内在的偏向与理论困 难进一步突出。后者首先受到了陆九渊的责难。但陆九渊在批 评朱学时，本身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从而陷入了新的理论困 境 。经过朱 陆之争，理学开始 了其分化、演变 的过程 。从南宋末 年到明代初叶，立场各异的理学家从不同的侧面对正统理学作 了修正，但最后或者不越朱学的轨辙，或者援陆入朱，从一个片 面走向另一个片面 。这一演变过程一方面表 明徘徊于朱陆在理 论上已无出路，另一方面又为理学的转向提供了若干新的思路 并积累了必要 的思想源：王学 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便形成于 这样一种理论背景之下。 王阳明以心立言，又 以良知释心，心（良知 ）构成 了王学 的基 石 。王 阳明在 以理为 良知的内容 的同时，又赋予 良知 以吾心（自 心）的形式。这种包含二重性的良知既不同于朱熹的超验天理， 亦有别于陆九渊 的吾心，它在一定意义上表现为天理与吾心在 过程 中的融合，后者 以思辨的形式触及了个体性与普遍性的关 系。正是从 良知的二重性规定出发，王阳明一方面注意到了个 体在是非判断与价值（善恶 ）评价 中的能动性，突 出了主体意志 的专一、坚毅与 自主性的作用及行为的自愿原则，肯定了豪杰 （狂者 ）的独立人格，并主张 以“成 己”为德性培养 的 目标；另一方 面又强调 以普遍之理规范主体 的思维、意 向等活动；这里既有反 对相对主义、意志主义及注重 自觉原则的一面，又有 以天理抑制 主体的 自由思考及把主体意愿限制在正统纲常之中的一面，后 者集 中地表现在其“无我 ”的整体主义原则之上。 王阳明将吾心与普遍之理融合为一，旨在将天理的外在强 制转化为 良知的内在制约 。良知对主体观念与行为的制约，在 逻辑上 以主体对 良知本身的自觉意识为条件 。这样，如何致 良 知便成为王学的又一核心 问题 。王阳明认为， 良知虽然天赋于 人心，但它最初只具有本然（自在 ）的性质，只有通过后天的致知 工夫，才能使之转化为 自觉之知。主体对 良知的这种体认工夫， 并不是一次完成 的，它在本质上是一个“未有止 ”的过程，后者具 体表现为知与行的动态统一，正是在这一过程 中，理性的自觉与 德性的升华达到了内在的统一。这种过程论思想既不同于朱熹 的“一旦融然贯通 ”则“无不 明”之说，亦有异于陆九渊 的直指本 心、一 了百了论 ，它在 中国哲学史上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然 而，王阳明的致知过程论同时又 以良知的先天性为其理论预设， 这就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包含着 内在张力：一方面，良知作为先 验之知，其 内容不仅是通过天赋而一次完成 的，而且具有终极的 性质，另一方面，达到 良知（对 良知的 自觉把握 ）又必须经历一个 “未有止 ”的过程；“致 ”突出了过程性，而 良知的天赋性又排斥 了 过程性，正是这种张力，从另一个侧面赋予王学 以二重性 。良知 与致 良知说包含的二重性，不仅贯串于王阳明的思辨体系之中， 而且导致了王学的分化并具体展开于后一过程。 就致 良知说的演变而言，在王 门后学 中，以王畿与泰州学派 为代表 的现成派 ，对先天本体（良知 ）的作用作 了较为细致 的考 察 ，但 同时却 由强调本体 的见在性（当下呈现 ）及夸大见在（现 成 ）本体的制约性而表现 出取消理性工夫的倾 向，并 由此模糊 了 自觉与 自发的界线，从而导向了非理性主义；归寂派肯定了致知 工夫 的必要性，并强调本体非见在（现成 ）、明觉非 自发，但 由此 却割裂了寂然之体与后天的感应过程，从而走 向了主静归寂、反 观 内听的神秘主义；工夫派则从不同方面对工夫的作用及致知 过程作了深入的考察，将致知活动理解为工夫和本体相互作用 的动态统一过程，而这一过程既表现为个体认知的深化，又表现 为类 的认识之历史进展 。通过各派 的互相诘难、争论 ，王 门后学 在德性培养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