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出版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学格局的共生关系的分析.docxVIP

丛书出版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文学格局 的共生关系的分析 著名编辑倪墨炎曾说：从书是作家的摇篮，是现代文学的摇 篮。的确，作为一种出版形式，它在客观上为现代文学的生存与发 展提供了广阔而独特的传播方式，成为推动文学发展的利器之一;另 一方面，作为商业化、市场化的产物，丛书所追求的市场定位和商 机与文学自身的审美性和多元性构成了内在的张力关系。可以看 出，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丛书岀版与文 学格局的关系突出地表现为文学场与权力场和市场之间或松或紧的 关系。在这种关系影响之下，文学格局决定着文学丛书的岀版趋 向，文学丛书反映着文学的整体格局。由此，丛书出版与整体的文 学格局形成了一种相互制衡并统一的关系。 一、丛书出版的兴起与现代文学格局的形成 近代出版业的兴起，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出版业的兴起，简直难以想象，20世纪中 国文化的发展将会是一种怎样的局面。的确，它促进了现代文学运 行体制的建立，推动了作家的职业化，影响了文学的文体特征，同 时也从读者接受层而，影响了现代文学的生存状态。由此，当出版 市场以其巨大力量影响文学的创作理念、传播方式和反馈机制时， 出版商的文学理念、编辑者的审美意识等，自然而然地渗透到了文 学作品的出版过程之中。文学丛书的策划与编撰便是如此。 20世纪30年代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出版模式的市场 化。而文学出版活动的内驱力主要来自于文学场之内，以左翼文 学、京派文学、海派文学和鸳鸯蝴蝶派文学为核心的四大板块，构 成了 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格局。在此，社团的兴起成为一种体制 性的力量充实和编织着文学格局，其强烈的人为性和群体性特质客 观上引起了出版传媒的关注。张静庐曾说：泰东，是创造社的摇 篮。实际上，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的文学发展中，出版社是文学 社团的孕育者，出版业的发展与文学社团的兴起，成为了文学场与 市场合谋的契机和因子。 沈从文说，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发展到1926年以后，便在上海与 商业结了缘，1929年以后，又变得越来越跟政治不可分。 这表明，20世纪2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出版的市场化已成为 推动文学传播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文学自身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左 右着文学内部的状况，这使得丛书策划客观上须以文学格局为基准 作出必要的调适。 由此看出，纷繁多样的社团不仅有自己发表文章的阵地报纸、 刊物，也有了自己的出版机构或与自己社团具有紧密联系的书局， 如商务印书馆之于文学研究会，泰东书局之于创造社，春野书店之 于太阳社等等。出版的文学丛书有新潮社文学丛书、创造社丛书、 文学研究会丛书、未名丛刊、乌合丛书、狂飙丛书、良友文学丛书 等等，其构成了 20世纪30年代前后文学丛书的主体。其中，既有 对外国文学的推介，如文学研究会丛书，也有针对社团成员作品的 策划，如狂飙丛书，也有融合多个社团作品的集合，如良友文学丛 书、文学丛刊等等。这些丛书的策划与出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 义：一方面，很多作家的处女作和成名作均出自于文学丛书，成为 其奠基之作和丰碑式的作品;另一方面，从书编撰是社团凝聚力量的 重要方式，它使得社团与市场的聚合力增强，扩大了社团影响力。 丛书编撰与策划中，编辑宗旨成为统领作品的一条线索，它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文学格局。如新潮社的，署名周作人编的文艺丛 书，表现了新文学发展的某些趋向，如《微雨》之于象征主义， 《呐喊》之于现代小说，小说散文化、诗歌化之于《竹林的故 事》。其意义在于，它是五四以来现代作家的第一次集体亮相，是 集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的艺术为一体的兼容体;与此同时，它表征 着一种全新的文学生产模式的开启，亦即文学从散落于报刊的文字 结集为丛书。值得注意的是，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的十 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J927》（以下简称《大系》），是中国新 文学史上的重要成就。诚如杨义所言：它对中国新文学第一个十年 的发展轨迹与创作实绩，进行了一次有声有色的总检阅和总定位。 它在编辑学意义上成就了一种独特的方式，叩把选家之学转变为文 学史家之学。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系》的编撰在文学、传播学、文献学等 学科领域均具有重要价值。它不仅包含了新文学的全部秘密，也是 对文学发难期历史的一种梳理。更为重要的是，《大系》的《论争 集》对于文学思潮的演进的梳理，是在各路人员通力合作下完成 的，收罗的材料之广，观点之典型性，以及独具现身意义的导言， 足以证明这种编辑策略的包容性。 二、《讲话》规约下的文学格局与丛书岀版 出于政治、道德、宗教、社会秩序等各种原因，国家、社会组 织、宗教团体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对文学写作、出版、阅读，加以 调节、控制。 外部力量的规约，使得作家不得不进行自我调适，以适应政党 制度的组织化。中共领导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