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国家干预政策及其转型.docxVIP

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的“国家干预”政策及 其转型 一、从“逻辑层面”到“政治 维度”:物权变动理论研究的范式 反思与路径转型 作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基本概念，物权、物权行为和物权变动模式之 间存在内在的逻辑对应关系，以物权观念为基础，物权行为和物权 变动模式分别是其 法律 行为和权利变动意义上的动态化表达。因 此，不同的物权对应着不同的物权行为和物权变动模式。单从逻辑 的角度来看，假定物权存在简约和复杂两个理论模型，那么，简约 物权与事实物权观、事实物权行为、要件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之间是 一一对应的，而复杂物权则与诺成物权行为、对抗主义物权变动模 式正相对应。从制度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简约型物权和复杂型物权 并非并列存在的事物，而是随着物权 历史 的演变表现岀从前者向 后者的进化。 上述进化规律在普通法和法国法上得到了较好的体现，而在罗马、 日耳曼一一德国以降的大陆法系却出现了分歧。［1］罗马法中期以来 的物权制度在正式确认了 “诺成合同”物权变动法律效力的同吋， 仍然保留了 “交付”作为物权变动临界标志的“唯一性”法律地 位，从而形成了制度进化过程中的矛盾现象和暂时性失调，这可以 看作物权变动形式主义的最早原型。不过，这种制度演进过程中的 建构性逻辑障碍尚符合认识进化的过程性规律。然而，近代德国民 法在复兴古典罗马法制的过程中，不仅完全接受、并且形成甚至加 剧了这种形式主义传统一一近代徳国民法在承认诺成合同的法律效 力的同时，仍然保持了绝对物权的理解，从而导致了制度建构方面 的异化，是为物权变动之“形式主义”一一使其成为大陆法系至今 难以逾越的障碍。 毋庸讳言，作为一种外部性因素，我国近代以来对德国法制的继受 以及这一传统的当代复兴都毫无疑问地使我们落入了 “形式主义” 的立场中“难以自拔”，［2］而理论上侧重于德国法进路的探讨也使 得问题意识的推进捉襟见肘。然而尽管如此，如果注意到改革初期 学术立场上的“意思主义”进路以及当下物权立法中的“对抗主 义”化倾向一一而理论上并未作出太多推动的话，那么，单纯理论 层面的束缚显然难以解释这种制度进化的分野。相反，对抗主义模 式的异军突起表明物权变动的模式选择更多地体现了立法者的刻意 安排。因此，表面上德国物权理论的推动一定假借了某种尚不为我 们意识的因素，才得以使形式主义模式成为当下物权变动法制中的 主流格局，这不由让我们将问题研究的重心从纯粹私法层面的逻辑 规则转向某些更为实质性因素的考察。 二、我国当代物权变动的制度起点：计划 经济 背景下的“古典模 式”复兴 20世纟】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带来了中国民法的生机。在 物权变动规则问题上，一种意思主义的进路迅速取得了压倒性的优 势。［3］考虑到民国以来我国继受德国的私法传统，当时在物权变动 问题上的开拓性立场似乎再次表明，单纯理论上的意识形态似乎难 以构成制度推动的绝对动力。很快，随后的变化迅速证明了这一 点，随着上述观点与现实处境的碰撞，学者意见的一厢情愿和不切 实际显露无疑，于是，原本对对抗主义模式演进颇为有利的意思主 义潮流在短暂的风起云涌之后迅速烟消云散。而对这背后实质性因 素的思考，不可避免地将制度考察的目光引向了宏观经济体制对物 权变动法制的影响，而这无疑也构成了我们理解和把握当代物权变 动规则演进的起点。 这一时期，我国尚处于典型的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初期发展 有限的商品经济的政策指向在带来些许经济活力的同时，并没有马 上动摇计划经济的地位。众所周知，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其财产制 度追求，否认私人产权，因此，这一时期实际上并不存在私法意义 上的物权变动问题。即便从仅存的物权变动情形来看，也表现出强 烈的形式性（古典主义模式）特征——在计划经济吋代，物权变动 大都必须经过相应的审批，凡未经审批的，物权变动无效。这种对 物权及其变动规则的理解伴随了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一直延续到上 世纪90年代中期。 如198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王贵与林作信、江妙法房屋买卖关 系如何确认的批复》指出，房屋买卖关系既未经过国家契税手续， 也没有取得房管部门的认可，应认定其买卖关系无效。1983年《城 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应到房屋所 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手续。任何单位或个人都不得私买私卖城市私有 房屋。” 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民他字笫50号“关于公产房屋的买 卖及买卖协议签订后一方可否翻悔问题的复函”指岀：“签订房屋 买卖协议……未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应认为该民事法律行为依 法尚未成立，一方翻悔是允许的。” 从制度的角度看，坚持在国家治理意义上的物权绝对性，就必然要 求物权变动的高度形式化，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坚持物权的绝对 性，就必然要求合同效力与物权变动同步。所以，站在特定制度背 景下审视我国当吋的物权变动模式立法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