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共同愿景-宁夏.ppt

4、社会影响力较低 　　对于一个社会组织来讲，由于它是社会选择模式下的产物，即它为社会需要，针对特定的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产生，并主要通过社会渠道获得的生存与发展的资源。因此，获得社会的合作与认同才是社会组织能否成功和得到发展的实质性与决定性的因素。 　　社会组织获得社会合作与认同，首先是指社会组织的活动目标、活动与工作、乃至社会组织自身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和信任的程度，即知名度和美誉度；其次是指社会组织在社会中赢得的社会公众的支持和协助。社会合作和认同不是一个孤立的因素，通过社会组织的外部社会关系、志愿者参与程度都能体现社会组织获得社会合作与认同的程度。在促进社会认同与合作方面新闻媒体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社会组织必须要借助新闻媒体来营造社会影响力，使自己获得更多的社会合作与认同。 三、社会组织能力提升的路径 　　 　　造成社会组织能力缺陷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因而其能力建设也必然是一个系统工程。这里从国家和社会组织自身层面提出提高社会组织能力的对策措施。 　　首先，推进政社分开，增进社会组织独立性。 　　在外国，社会组织一也不是清一色的，而是呈现官办、民办、官民合办等多种形式。但是，他们的社会组织并不是政府的附庸，而是具有自主能力和独立活动的社会组织，从而担负政府委托或政府所不及的工作和职责。我国社会组织之所以难以独立自主就在于政社不分的体制。政府在转换职能、简政放权过程中，以行政手段组建社会组织来承接，因而要干预它们的人事安排旧常管理和业务活动，造成了严重的行政依附关系。然而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改革不断深化的新时期，民间自发组建的社会组织比例越来越大，其作用和功能越来越重要，政府就不能再套用行政手段进行家长式管理，必须实行党社、政社分开，还原社会组织的民间性、社会性和多元性，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其自主性、独立性，从而发挥其应有的民主法治功能。 国家层面 　　其次，促进利益和权利多元化，提高志愿参与热情和信心。 　　社会组织是一种基于共同利益、愿望和要求的志愿性联合体，它是利益分化和权利诉求的重要体现。事实表明，市场经济越发达、利益分化越充分、权利诉求越加多元化，国家与社会分离和普遍个体化的趋向就越明显，人们就越倾向于自由多样的生活方式，因而结社的愿望和需求就越高，社会组织的自发动力就越足，也就越能远离行政依附性。同时，人们为了实现中一个人所无法达到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也必然要去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表组织，从而极大提高社会成员的志愿参与热情和信心，社会组织也就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和动员能力，从而推进“自生自发”秩序。 　　再次，拓展公众参与空间。 　　社会组织目前的独立性不足、动员能力不强、公信力不高一方面是由于政社不分造成的行政依附所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社会组织的民主政治参与空间不够畅通使然，它们难以把本群体的利益和要求，真正输入国家政治过程和民主决策机制，而人们只好沿用原来的模式，把希望寄托在政府身上，这无疑会反过来强化社会组织的行政依赖性，削弱其社会基础。而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社会组织不仅构成了一种“消极的”纵向分权，而且还通过内外游说、影响选举、诉讼等形式进行“积极的”民主参与，形成一个畅通有效、双向互动的平台和机制。尽管我们不能对此照搬，但至少具有某种借鉴意义。这就需要我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化进程，通过听证制度、意见征询制度、选举制度、问责制度、信访申诉制度等等，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的利益表达机制、对话协商机制和参政议政渠道，使之成为与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相匹配、相衔接的民主化运行体系，从而提高社会组织的民主参政能力、代表能力和社会公信力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 　　第四，统一制定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帮助社会组织特别是福利机构解决维持正常运转的资金来源；完善监督与评估政策，推动社会组织建立社会信用；重视社会组织成员管理的立法和政策的制定，更好的界定民间成员、志愿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使民间成员、志愿者个人的积极性得到最大的发挥。此外，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只有站在巩固执政党的地位、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上，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从国家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加强党对社会组织的领导。 　　最后，必须健全社会组织法律法规体系，抓紧制定社会组织法、社会组织行为规范等，赋予社会组织一定的权威，使社会组织的管理逐步走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为社会组织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保障是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基础，而我国则没有社会组织法，仅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也很不健全，并且管理意味重而保障意味轻。因此，需要完善立法和理顺管理体制，以保障结社自由为出发点，赋子社会组织独立自主的法律地位和职能，保障其多元自主的经费来源渠道，拓展其业务活动范围和民主参与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