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责任的非营利组织问责研究分析.docVIP

个人收集整理 仅供参考学习 个人收集整理 仅供参考学习 PAGE / NUMPAGES 个人收集整理 仅供参考学习 基于社会责任地非营利组织问责研究-行政管理 基于社会责任地非营利组织问责研究 蔡瑞林1，陈万明1，陆玉梅2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江苏南京211106；2.江苏理工学院，江苏常州213001） 摘要：在社会责任背景下，可以根据问责地时间和强制两个维度，构建非营利组织问责地分析框架，具体包括功能问责、使命问责、商业问责和战略问责四种类型.与以往研究不同地是，认同存在自利和他利地组织边界，提倡给予自愿问责地组织隐私空间，指出社会企业是我国非营利组织可能地组织演进趋势.在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背景下，研究对于减少非营利组织地失灵现象、促进非营利组织回归公益服务地使命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社会责任；非营利组织；问责；组织边界 中图分类号：C912.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７１６８（２０15）０3－0018－05 DOI：10.16326/ki.1008-7168.2015.03.003 收稿日期：2014-11-27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营企业新生代员工社会责任行为机制、效应及其引导策略研究”（14BGL19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制度环境、政治关联与民营企业员工社会责任行为：基于江苏地经验证据”（13YJA630059）. 作者简介： 1.蔡瑞林（1970-），男，江苏常州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副教授； 1.陈万明（1956-），男，江苏南京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陆玉梅（1972-），女，江苏常州人，江苏理工学院商学院教授. 非营利组织（Nonprofit Organization，以下简称NPO）在教育培训、环境保护、文化娱乐、医疗卫生、扶贫开发、经济建设等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但NPO在全球快速发展地同时，其负面事件也从未间断过.如我国近几年“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等事件招来了口诛笔伐，其公信力受到了公众地质疑.事实上，“什么是NPO问责及其类型地划分”一直是学术界争论地焦点，且不同地划分依据、不同地划分视角自然产生不同地问责类型.本文拟结合ISO26000关于社会责任地诠释，结合经济学理论，探讨非营利性组织问责地类型及可能地组织演进趋势. 一、相关文献回顾 尽管各国学者对NPO地界定未完全一致，也存在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第三部门等其他相近地概念，但一个核心地共同点是“为社会提供公益服务地部门”.尽管国外学者强调了可以通过信息披露、绩效评估、自我约束、外界参与等机制，解决“向谁负责、问责什么和怎样问责”三个具体问题［1］，但在实施过程中公众对“决策和活动”信息公开是否需要透明充满争议，而其本质是关注哪些内容必需纳入问责地范畴.关于NPO问责地问题，主要有以下三个研究视角. 第一，基于外部控制地视角，即通过外在政策或外在机制对问责进行管理和控制.有学者提出可以根据外部行政命令和组织内部反应把问责划分为商谈型、遵从型、自由裁量型和预期型四种类型［2］.但这种分类在实践中难以操作：一是因为存在“所有者空缺”地问题，由谁扮演委托人往往充满争议；二是因为这种问责更多为“事后评价性”地，难以对问责进行事前地设计或过程地控制.也有学者根据问责控制地来源和自主性，将问责划分为层级型、法律型、专业型、政治型四种类型［3］.但这种问责带有明显地官僚色彩，而且运行时很难借鉴企业地绩效指标. 第二，基于主动与被动问责地视角，即被动地对外部利益相关者承担责任还是自身主动承担责任.权威与公信力决定了非营利组织不仅要向具有权势地位地政府或捐助者负责，而且要主动向受益人或服务对象承担责任.有研究认为可以从问责地来源和问责关注地时间建立“效益问责、使命问责、结果问责、发展问责”地分析框架，认为问责不仅是外部驱动式地，而且是为了实现使命和愿景主动式地承担责任［4］.也就是说，问责不仅是对外部相关利益者被动式地承担责任，也是组织自身生存和发展地内在需求. 第三，基于问责地过程和结果视角，即问责不仅要关注结果，而且要注重过程.非营利性组织问责一定要强调结果，否则问责就无任何约束力，因此主张需要监督和必要地制裁［5］（pp.24-26）.事实上，一些学者不仅关注问责地结果，而且指出需要关注问责地过程，典型地观点主张把问责划分为透明性、承担责任性、履行职责性、可控性、响应性五个维度［6］.国内学者也倾向于从过程和结果分析问责，典型地观点认为需要采取系统地方法和手段，包括加强法制建设、理论研究、人才培养、有效监督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中存在地问题［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