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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地位和环境风险分配 摘要：西方环境公正理论在系统的定量研究基础上, 证实了环境风险分配不平等普遍存在，并强调社会经济地位 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关联性，然而在我国并未开展定量的实证 研究。本研究以厦门垃圾处理的实证调查为例，探讨居民的 社会经济地位与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研究发现：（1）与西 方一致的是，环境风险并非公正地分布于不同的社会经济地 位群体中，环境风险分配遵循社会经济地位逻辑，风险分配 和财富分配存在重合性。（2）与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强调种 族、性别、教育对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同是，性别、民族 和教育均对我国环境风险分配的影响不具有显著的统计性。 （3）我国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表明 目前城乡的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正问题凸显。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环境风险分配；垃圾处理；环 境公正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1CSH019）； 江苏省普通高校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资助项目（CXZZ_0014） 作者简介：聂伟，男，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江 苏南京210093）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 (2013) 04-0045-08 一、 背景与问题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问题不但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瓶颈， 也成为威胁社会安定的隐患。近年来，因有害选址造成的大 规模环境抗争事件不断增加[1],引起社会高度关注。城市 垃圾处理场的建设，一方面给城市社会带来了福祉，另一方 面却对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和生命健康造成潜在威胁，正是 由于其潜在危害性，‘莫在我家后院”是公众对待有害废弃 物处理场所选址的共同心愿[2] [3],这从侧面反映了居民将 垃圾处理场、环境风险、社会公平正义直接联系起来，渴望 建立公正的社会秩序。环境公正是社会公正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它意味着，在环境资源、机会的使用和环境风险的分 配上，所有主体一律平等，享有同等的权利，负有同等的义 务[4]。本研究关注目前我国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是否公 正地承担着因垃圾处理带来的环境风险？社会经济地位是 如何影响着环境风险分配？ 二、 文献回顾 自1982年美国北卡罗纳州华伦县居民大规模地抗议建 设有毒垃圾填埋场事件以来，相关学者首次将种族、贫困、 教育等社会经济因素与垃圾填埋结合在一起，环境风险分配 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种族和环境风险分配的关系一直是美国环境社会学者 研究的重要议题。种族不平等观点认为，有毒废弃物垃圾处 理带来的环境风险，在不同种族人群中的分配是不公正的， 少数民族人口密度较高的地方更容易选址为垃圾处理场。相 关实证研究显示，美国环保署在1983年通过对美国东南部 四个垃圾填埋场周围的社区进行调查，发现其中三个垃圾场 附近主要都是非洲裔美国人［5］,自此之后，大量的实证研 究发现，种族是影响环境风险分配不公正的核心因素［6］。 种族歧视制度限制有色人种抗议污染设施选址的社会资本 和政治力量的培育和动员，将有色人种“污名化”，利于将 垃圾场合法化地建立在有色人种附近［7］。 收入是社会经济地位的核心自变量，收入水平反映一个 人的风险应对能力。低收入者在经济和政治上处于弱势地 位，使得他们在政府中缺乏发言权，难以参与垃圾选址决策 并转移环境污染，强势群体很容易将环境风险转嫁给弱势群 体；弱势群体在经济上处于贫困状态，对工作的渴求，导致 弱势群体对不利于他们的垃圾选址也不强烈反对［4］。实证 研究显示，低收入群体与生活在垃圾处理设备周围密切相关 ［8］,低收入群体承受更严重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在实际 工作中，遭遇更严重的化学有毒气体和物理风险［9］。然而 还有一些研究发现，经济地位和废物排放并非线性关系一一 低收入和高收入地区的环境风险明显低于中等收入地区 ［10］ ［11］。 教育反映一个人获取社会、经济以及政治资源的能力。 西方学者研究表明，政府和企业在选择新的设备地点时，不 希望周边社区进行反抗进而阻止计划实行，因此在选址时尽 量选择贫困社区和有色人种社区［12］ ［13］。布拉德 (Bullard)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能够组织大规模反抗的社 区一般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程度、较高收入、较少有色人种的 社区［14］ o其他学者通过多元线性回归和二元Logistic回 归模型验证发现，受教育程度低、贫困水平高以及少数民族 比较集中的社区，承担更多的环境风险［15］。 国内学者洪大用从国际、地区、群体三个层次上对环境 公平进行探讨，指出我国存在环境不公的现象［16］。卢淑华 通过对本溪市的环境污染和居民的区位分配调查发现，组织 或个人的权力资源与环境风险分配有关［17］ o王书明通过三 类案例研究表明，目前的环境不公正主要与社会转型期社会 分层的变迁有关，强势的经济阶层对于正在上升的弱势阶层 的社会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