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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诉讼实务 ??? 一、公司诉讼程序 ??? 科学的程序是实体权利得以实现的基础和前提，公司法案件由于其本身的特点，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程序规定不适应实体权利保障要求的问题、股东派生诉讼等一些对程序上有特殊要求的问题，及司法权与行政权交织处理的问题等。 ??? 关于公司纠纷的可诉性和司法介入 ??? 关于公司案件可诉性的讨论，主要集中于法院对公司内部纷争的主管范围和裁判的可进行性问题。有代表认为，新公司法在解决公司纠纷可诉性问题上已有了明显进步。实践中，股东提起诉讼的理由各种各样，滥诉现象相当严重。法官如何在有限的司法资源和相对无限扩张的公司法的权利保护需求中求得平衡、如何界定民事诉讼解决公司纠纷的范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于公司纠纷可诉性判断的核心基准是诉的利益，一是要遵循民事纠纷可诉性的一般规律，把握好诉的利益判断标准，二是要符合公司纠纷处理的特殊要求。 ??? 股东权利的司法救济是股东参与公司治理的必要途径，是股东权利行使的保证。为保证自治的真正实现，必须以强制来构筑私法自治的基础环境，私法自治的领域就是司法活动的领域，这意味着其它国家强制力量的退缩和司法介入空间的延伸。对公司治理进行司法介入的必要性在于保证偏向效率选择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权力配置的公平性基础，司法介入的价值在于司法的恰当介入是保证意思自治在公司治理中的真正实现。股东保护与股东平等原则要求司法的积极介入，公司经营判断的法理要求司法的恰当介入，这两者结合构筑了司法介入的空间。 ??? 也有代表认为，可诉性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个伪命题。就后者而言，任何一部实体法都不会对其规定的各项权利的救济程序作出完整的、没有任何漏洞的规定，因此公司法的可诉性问题更多意义上是法官的解释问题，不是立法的缺陷问题。还有代表认为，就当前公司诉讼的特点而言，穷尽公司内部救济程序是一个不具有更多实际意义的话题，当事人之间的纷争不激化到一定程度不会诉至法院，法院如果动辄让当事人回去寻求内部救济，等于在事实上堵死了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通道。 ??? 关于公司纠纷中司法权与行政权交织的处理 ??? 在公司诉讼中，经常出现当事人之间的民商事权利争议涉及行政法律关系的情形，在公司纠纷的处理中，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对行政机关的审批或者登记行为的确认与审查。实践中对于行政许可行为(包括对外商投资公司的审批行为)，除非有法律的特别规定或者案件审理必要以外，一般不应对其进行审查。而对于行政确认行为或者行政备案行为，则可以进行审查。包括对公司设立行为、股东资格、注册资本、决议瑕疵、注销登记等方面。对后者，应在通过民事诉讼程序确认权利、解决争议的同时，由当事人在民事诉讼程序终结后依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为事实依据通过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途径解决。?? ??? 关于公司纠纷案件审理非讼程序??? ??? 公司法中对公司清算等设置了司法救济渠道，但在诉讼法上却无对应的程序安排，有的公司诉讼虽可适用普通程序，但明显与公司诉讼的特点不相适应，影响了当事人通过诉讼保护权益、解决纷争的效果，而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也未涉及这一问题。有代表认为，公司法案件的审理程序同普通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有区别，公司法案件的审理程序包括诉讼和非讼两种，与会代表主要对公司法案件适用的非讼程序进行了研讨。主要包括：(一)关于公司案件非讼程序的立法体例；(二)公司案件中非讼程序的一般规定；(三)现行公司法中非讼程序的类别列举与构建制度应立足于审判实践的需要。 ??? 二、公司治理诉讼的司法审查 ??? 司法如何介入公司内部治理是当前公司诉讼中较为典型和具有一定复杂性的问题。与会代表围绕公司治理诉讼的司法审查，重点研讨了以下几个问题： ??? 公司管理层的法定义务和民事责任 ??? 对于董事、高管人员违反竞业禁止义务应承担赔偿责任的形式有不同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董事、高管人员与竞业公司承担连带责任。另一种观点认为，董事、高管人员承担第一责任，竞业公司承担补充责任。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鉴于连带责任必须是法律直接规定或当事人有约定时才能适用，新、旧公司法均未规定此种责任为连带责任，因此认定连带责任的依据不足。由于公司法对于勤勉义务的判断标准未作明确规定，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规定判断规则。 ??? 资本多数决原则的适用问题 ??? 资本多数决原则一方面有利于公司高效率运行，但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大股东侵害小股东权益的工具，因此有必要探讨司法对资本多数决原则的排除适用。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有，除公司法或者章程明确规定必须实行资本一致决表决的事项外，其余表决事项是否都应该遵循资本多数决原则?当大股东利用资本多数决侵害小股东利益时，司法如何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与中小股东利益保护之间寻求平衡? ??? 有观点认为，司法在运用股东间的诚信义务原则排除资本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