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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忘录：旧瓶中的新酒 欧文·沃克斯勒 这是60年代的初期。我是一个失业的单身汉，一个心灰意懒的后斯大林主义者。距赫鲁晓夫的忏悔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我仍然深陷泥潭不可自拔……我在政治上仍然是被束住了手脚，动弹不得。在漫长而又循规蹈矩的50年代，我将一生的激进意识和实验全都束之高阁。然后，我隐约听到了一丝新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复苏的回音。对于其中的一些表现形式，诸如静坐示威、自由旅行、校园冲突和高涨的战斗精神，我是全身心赞同的；而对于另外一些方面，如吸毒、年轻人的个人崇拜、追寻极乐世界、奢华放纵的性爱、神秘的仪式、反对理性主义、沉溺于极乐状态等等，我却无心认可。根据我自以为不错的观察，这些小资产阶级的年轻人还是老样子：他们想去解放这个社会，可他们却没有从真正客观的（也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关注出发，而是仅仅着眼于一种自恋式的快乐原则。 就是在这种混沌不清的思想状态中，一位年轻的朋友带我去东菲尔莫尔听了一场“杰佛逊飞艇”乐队的音乐会，我这才像是突然但又是真正地走进了60年代的氛围中去了。在挤得水泄不通的人群中穿行了几个小时以后，我终于在菲尔莫尔的午夜音乐会坐了下来，头晕目眩地沉醉于格蕾斯·斯利克那略带迷幻色彩的娓娓絮语中。这种感受中夹杂了绝望与狂喜、接受与拒绝、吸引与憎恶；而我突然醒悟到自已正经历一场个人的转变……是一种顿悟……一次进入全新感知状态的飞跃。 不过，几乎每一个人都知道顽固的旧左派是不会在一场摇滚音乐会上完成一次彻底的改造过程的。在历史唯物主义中是不可能有这种神秘力量的。可是，我的确是这样的；在一个破败的摇滚乐宫殿中，周围全是有我一半大的年轻观众，我被那种自发而又可以共享的自我表现仪式深深打动了。音乐融化了心理上积聚了几十年的盔甲。曲终人散以后，我震惊而又困惑；但我知道自己正面临着一次精神上深层次的开放。 在我的一生中这是一个令人兴奋同时又让人不知所措的阶段。 正如刘易斯（C．Day Lewis）写的那样：“在我身上，激烈交火的两个世界肆意践踏着我的肉体。”过去的教条像铁链一样捆住我；而矛盾又如影相随。一方面，我以热忱和感激回应60年代乌托邦的好的一面：个性的解放和社会变革和平共处；自发、公开和主体参与的观念绝对是实现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一位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我又被一系列的观念所束缚：辩证唯物主义、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和一整套关于革命战略、策略的定势思维局限着我。苦行增式的旧左派能够同性感的新左派发生什么恋爱吗？一个列宁主义者能够同于筹年主义共处吗？自由能够扬帆驶入必然的落日吗？超验主义和刻板的历史主义——这可不是你们所称的什么天赐以的美满结合。 我以互相矛盾的价值模式对周遭的事件作出反应，最终导致了一种辩证的人格上的分裂。譬如说，我可以用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去读《休伦港宣言》。一种是我赞成文中对社会变革充满激情的呼吁，赞成对消费资本主义的抨击，赞成争取个人和社会彻底变革的承诺。而另一种是我被美国“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论点吓坏了：他们竟然认为中产阶级的学生将会取代工人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推动力量。革命的动力是年轻人对社会弊端的不满而不是底层的工人对剥削的反抗？我身上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对这种修正主义的老生常谈充满了警觉。 既然我拒绝了旧左派的陈词滥调，同时又被新左派的浪漫、个性化或戏剧化的观念所困惑，那么我在政治上又该如何自处呢？加入“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太老了一点，激进的宗派团体不接受我，我的黑人朋友又以要实行分离主义策略为由放弃了我，我就这么作为只有我一个成员的政党经历了60年代中期的种种纷乱：争取公民权利的示威、进军华盛顿的大游行、反越战运动。后来，有那么很短的一段时间， 我加入了和平自由党并组织人们在支持克利佛（Cleaver）当总统的请愿书上签名。这段日子让我想起了有同盟军的过去。说真的，我又想起了自己刚刚加入共产党的时候，当时切尔西的爱尔兰工人会把门当着我的面砰地关上。只是，这次我已经是满须胡须的中年人了，可以很平静地同怀疑一切的农夫们探讨生态或政治话题；他们中有些人纯粹是出于老美专爱怜反调的天性，竟会真的在我的情愿书上签名。这次请愿活动以失败告终以后，我加入了一个激进的生态保护团体；我这么做只是出于一种对政治团体的基本需求，我并不是很赞同他们的政策。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后来成了抑制战争联盟的支持者和热情的个人朋友，虽然我在理论上是反对暴力的。再后来，我加盟了一份激进的地下非法刊物《格格不入》。我在这个混杂的工联主义团体中呆了两年，做了六期编辑。这份刊物的管理颇有可学之处，我对同事也有足够的忍耐和尊重。不过后来有一期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内容，说马克思主义只不过是独裁这枚硬币的另一面。刊物就比分裂瓦解了。 因为跟这么多所谓的激进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