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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收集整理 仅供参考学习 个人收集整理 仅供参考学习 PAGE / NUMPAGES 个人收集整理 仅供参考学习 股东大会处罚权研究-法律 股东大会处罚权研究 武翠丹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1120） 摘要：股东大会处罚权之权力渊源并非是公司自治而是市场主体利用公司自愿性配置资源之管理必要性.其不同于公法意义上之处罚权，一方面不能超越私法之法域边界；另一方面必须以公司章程中既定处罚性条款为行权依据.在具体实施层面而言，股东大会处罚决议应以人头绝对多数决方式为之；决议应当包含抗辩程序；除名决议当以除名之诉为特殊生效要件；针对非股东成员之处罚应受利益衡量规则之检验. 关键词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处罚权；安盛案 中图分类号：DF411. 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33(2016)02-0174-07 收稿日期：2015 -12 -04 该文已由“中国知网”(www. cnki．net)2015年12月31日数字出版，全球发行 作者简介：武翠丹（1986-），女，山东菏泽人，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商法. 问题之缘起：以“安盛案”为引子 股东大会通过决议对股东作出处罚决定，在近年来地公司治理实践中经常出现.《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2年第10期所公布地“南京安盛财务顾问有限公司（下称安盛公司）诉祝鹃（下称祝某）股东会决议罚款纠纷案”，则是一则典型案例.该案案情如下： 祝某系安盛公司股东，并在该公司从事会计审核工作.2008年7月，祝某向公司提出辞职申请，并获得公司同意.事后，安盛公司发现祝某在公司期间存在严重违反公司章程之行为，具体情节如下：第一，根据安盛公司章程第14条与第16条规定，作为公司股东首先必须具有员工身份，作为新股东三年内离职地，公司可强行回购其股份.而祝某在公司任职不到三年便辞职.第二，祝某在公司任职期间利用工作便利侵占公司利益，并从事同业竞争行为.因此，安盛公司于2009年1月召开股东大会，根据公司章程规定，经全体股东表决一致同意对祝某作出了罚款50000元地决定.此后，安盛公司多次要求祝某依照股东大会决议向公司缴纳返款，但均被祝某拒绝.最终，安盛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令祝某立即缴纳50000元罚款. 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主审法官经审理后认为：“公司章程关于股东会对股东处以罚款地规定，系公司全体股东所预设地对违反章程股东地一种制裁措施，符合公司地整体利益，体现了公司地人合性特点，不违反公司法地禁止性规定，应合法有效.然而，公司章程在赋予股东大会处罚权时，应当明确规定处罚地幅度与标准.在公司章程未对幅度与标准作出明确规定地情况下，股东大会所作之具体处罚决定于法无据，当属无效之决议.”①据此，法院判决安盛公司股东大会对祝某所作之罚款决议无效，并驳回其诉讼请求. 该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遴选为公报案例.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与该案主审法官对股东大会处罚权问题地认识具有一致性，即股东大会有权对股东施加处罚，但该种处罚必须以公司之明确化、具体化授权为前提.“安盛案”地典型意义当然并不局限于此，透过该案，笔者认为公司股东大会处罚权地权力渊源及其边界问题应该引起公司法学界以及实务工作者地重视，本文即着力于此. 一、股东大会处罚权之权力渊源 （一）社团罚地权力渊源之一般性认识 公司作为法人团体，其股东大会处罚权当属于社团罚之具体化表现，因此借助对社团罚权力渊源地梳理，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认知与辨识股东大会处罚权地权力渊源及其正当性.对于社团罚一题，德国民法学界有较为深入地研究.对于社团罚之性质，德国民法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社团罚当属社团契约行为应有之义，罚金可视作违约金；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团罚是社团维护其团体秩序地应有之义，源自于习惯法上之承认.上述两种观点有一共同之处，即均认为社团罚当属社团自治题中之义.换言之，德国民法学界普遍认为社团罚之权力渊源为社团自治. 然而，我国之社团与西方发达国家之社团相比而言，有很大不同之处.西方发达国家地社团组织主要遵从地是一种自下而上地生成路径，即社团源自于市民社会地自发组织.而我国则不同，我国之社团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政府为实现其政策而直接设立地“官办社团”；第二类是政府在应对日趋复杂地社会问题时，由于自身所掌握地资源以及能力有限，为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目地而让渡出部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所成立地社团，这类社团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地中介与桥梁；第三类社团即是完全由市民社会自下而上自发组织起来地社团，如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