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在生态的社会的和制度的限制之下做决策-USD.PDFVIP

詹耐特·T.兰达和王晓田 (2008) “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在生态的、社会的和制度的限制下作决策”，牛京 辉译 王晓田校。王中江主编：《新哲学》第八辑，大象出版社， ISBN 978-7-5347-5081-6 第 280 页-第 297 页 [原文为 Landa, J. Wang, X.T. (2001). Bounded rationality of economic man: Decision making under ecological, social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Journal of Bioeconomics, 3 , 217-235. ] 经济人的有限理性： 在生态的、社会的和制度的限制之下做决策* 詹耐特. Ｔ.兰达 (JANET T. LANDA) 王晓田 (XT WANG) 导言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假定的个人，是没有血缘、种族或任何社会联系的孤立的个人， 而且是一种理性且无所不知的“经济人”（Home economicus ），活动在一个没有制度限 制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中。理性的概念被界定为：优势，独立性，传递性以及不变性 （评论见Luce,1992, Lauce Raiffa 1957,Savage 1954, Simon 1987,Tversky Kahneman 1986）。理性的个体做风险决策，是假定他按照冯诺伊曼—摩根斯坦恩（1947）公理行 事，也就是说，这个人选择能够使预期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方案。理性选择理论是关于中 等程度的或具有典型性特征的个体做出选择的规范性理论；它不是关于特定情境中实际 行为的描述性理论。 理性选择模型一直受到赫伯特·西蒙（1956, 1987, 1990）的批评，他提出一种“有 限理性”理论，认为受到认知局限和决策环境（task environment ）结构制约的行为者， 往往追求“满意的”(satisficing )行为后果，而不是追求最大化的后果。乔治·米勒（1956） 致力于研究短期记忆的有限能力，他的工作是对信息处理过程中的认知局限性研究的经 典范例。新制度经济学家也一直批评作为新古典经济学基础的理性选择模型，认为它在 一个交易成本为正的世界中对真实世界结构进行了不适当的抽象（见 Landa 1994, 第 1 章）。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最近四十年中，将有限理性、交易成本以及不确定性等概念 结合到他们的理论中。 近年来，心理学家（例如，特沃斯基和卡尼曼 Tversky Kahneman1981 1986 ）和 一些经济学家运用从行为决策实验中得出的经验证据，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更加令人 震惊的挑战，他们试图表明，个体做决策时不遵守预期效用理论。他们发现了个体行为 中的很多非理性的或异常的现象（见卡尼曼Kahneman et 1982 ）。关于认知异常（anomaly ） 的一个经典的例子是所谓的“框架效应”（Tversky Kahneman1981 1986 ），即对可供选 择方案可能产生的后果进行“框架”(framing)或重新描述（re-description ），就能诱使决 策者作出风险偏好的反转（a risk preference reversal ）。这种非理性的反转违背了理性选 择的不变性原则，理性选择的不变性原则要求个体的风险偏好或选择次序应该与选择结 果的表述方式无关。当面对异常的、非理性的个体行为时，一些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引入 新的环境或背景变量来解释这些异常行为，例如引入制度的作用，看起来后者能够解释 这些异常行为（Frey Eichenberger 1989 ）。 在本文中，我们进一步探讨能够解释个体决策中异常现象的理性选择模式，例如对 于框架效应这种异常现象，需要考虑到影响行为者理性选择的有关环境变量或背景变 1 量。制度（“博弈规则”，或称制度环境）是环境/背景变量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他的重 要环境/背景变量，例如亲缘结构、群体规模以及群体的构成（群体同质还是异质），也 是特定文化中影响个体选择的重要因素。 西蒙（1990）强调环境/背景变量在理性决策中的重要作用。他采用一种有限理性 的路径，将做决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