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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述建本的源流与特点 (朱翠翠 聊城大学 252000) 摘要 我国古代典籍繁富，现存古籍绝大部分为雕印本。雕印本又因雕印时代、地域、刻书单位，以及版本形式、刻印情况、流通情况等具体条件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点和价值。本文拟就从地域角度划分的标准对建本的源流与特点作浅要的论述。 关键词 建本 源流 特点 地域 我国古书形式多样，版本类型繁多。根据时间、地区、出版者、形式特征、内容特征等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区分出多种不同的种类。按地域划分，古书版本可分为：建本、川本、江西本、平水本，还有外国的朝鲜本、日本本等。下面拟就对建本的源流和特点加以论述。 一、建本的源流 福建雕版印书始于何时迄今没有一个确切的定论。清叶昌炽《藏书记事诗》卷七引据把建安雕版印书的起源划自唐代。建阳文史专家刘建在《大潭书》中也认为建本起于唐。而建本研究专家方彦寿在《建阳刻书史》一书中认为建阳刻书萌芽于五代。可遗憾的是，迄今国内外还没有发现一件唐末或五代建本图书的实物。对于建本图书，“又据《序东华录》所载，乾隆帝尝遣员调查建安余氏家刻书的历史，云‘余氏后人余廷勷等呈族谱，载其先世自北宋建阳县之书林，即以刊书为业。”［1］由此则建阳刻书之胜当在北宋。从传世的雕版印品来看，福建在北宋时期也确实已经形成了较发达的刻书业。 北宋开国承五代乱离之后，书籍刊刻甚少。又历经战火洗劫，经史典籍了无孑遗。刻书之事至宋真宗时才兴盛起来。北宋朝廷曾在乾德四年（966）和太平兴国三年（978）两次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征集亡逸书籍。通过予官给钱等各种办法鼓励民间献书，收到很好的效果。《宋史·邢昺传》曰：“景德二年（1005年），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昺经版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2］ 北宋初期的刻书主要限于官方刻书，且精于校雠，由国子监直管。在治平元年之前，朝廷对擅自镌刻图书严加禁止，民间刻书要向国子监申请才行。到熙宁元年之后擅刻之禁松弛，私刻坊刻大量兴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建阳刻书业的兴起也应当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后全国形成了三大刻书中心：杭州刻的称为浙本，四川刻印的称蜀本，建阳刻书主要集中在麻沙、崇化两地，称“建本”，又称“麻沙本”。 宋代福建刻书业分布在福州、莆田、建阳等地，而以建阳地区最为集中。“闽本”一般泛指福建刻本，而“建本”则多指建阳地区刻本。 宋朱熹曾说：“建阳版本书籍，上自六经，下及训传，行四方者，无远不至”。 ［3］可见当时建阳版本书籍的数量之多，流传之广。张秀民在他的《南宋刻书地域考》一文中对建安、建阳两县书坊主人有名有姓可考者作了统计，共计三十三家。这些书坊中尤以建安余氏（下渊余氏明经堂、建安余彦国励贤堂、建安余恭礼宅、余氏广动堂、建安余仁仲万卷堂、余靖安勤有堂）最为有名。北京图书馆尚藏有南宋建安余仁仲万卷堂刊《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十二卷、《礼记注》二十卷、《周礼注》十二卷。 及至元代，与宋建本相比，元建本在数量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之，其出版单位也很多，《书林清话》卷四中就列了二十四家之多。除一般的经史子集外，元建本中还有一些通俗读物，如各种民间诗歌、戏曲、话本、小说集等。这些书主要供城乡民间艺人说唱使用，如《大宋宣和遗事》、《京本通俗小说》等。这类书籍为我国通俗文学的发展起承先启后的作用。其中一部份话本影响很大，导致后来著名小说《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的产生。其中最有名的是一套建安虞氏刊刻的讲史话本，现存《新刊全相平话武王伐纣书》、《新刊全相平话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新刊全相秦并六国平话》、《新刊全相平话前汉书续集》、《至治新刊全相平话三国志》五种。此外建阳书坊还刊刻了一些元散曲选本，现存《朝野新声太平乐府》、《梨园按试乐府新声》、《乐府新编阳春白雪》。其中，《阳春白雪》还有初编、重编两种刻本，颇受时人欢迎。 明代是建阳坊刻极盛时期，这一时期刻书机构众多，官刻、坊刻数量又远胜前代，建阳麻沙、崇化书坊多达二百二十多家，大都世代相传，以刻书为业。其刻印的数量超过宋元时期。刻本内容经、史、子、集、丛五部俱备，还有许多通俗普及读物行世，如小说、戏曲及民间日常用书上。许多有名书肆集编校、刻印销售于一体，书价低廉、行销四方。尤其在嘉靖、万历时达到鼎盛的高峰，仅建本小说杂书类刊刻就达千余种。家喻户晓的历史小说《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是在崇化书坊首先付梓的。 明建本是沿着宋元遗风发展下来的，其中不少书坊经营刻书事业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宋元时期，麻沙崇化两坊刻书规模难分轩轾，元朝至正二十三年，麻沙书坊毁于兵火，刻书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