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与当代化.docVIP

媒介批评与当代文化 （ 或――《媒介批评的功能和范畴》） 蒋原伦 提出媒介批评的概念是因为当代文化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的批评对象也有了更多的门类和细分。今天我们面对大众文化的强势崛起，必须作出应有的反应和判断，这种反应和判断本身就是当代文化，而媒介批评是其核心部分，因为它充分体现了文化的自省能力。 尽管许多批评家试图打破批评的细分，不断努力返回到整体直观和感悟的状态中，以求圆满地把握作品和各类文化现象，但是理性认识的脚步却一往无前，理性巨大的、尖锐的切割力量和制造概念、创造范畴的智慧总是将人们推向直觉创造的彼岸，将批判的对象切割成观念的碎片。然而人们不必担心就此远离直观把握能力，毋宁说，只有观念的介入和积累，人类整体的直觉能力才有所演进，媒介批评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一能力的体现。 大众文化的兴盛有许多因素，有市场经济的因素、有消费主义思潮的因素、有即时的社会氛围原因，而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电子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与此相关联产生了许多新兴媒体和文化形态，这些媒体和文化形态构成了当今文化生活的最鲜活的部分。因此关注当代文化必然同时关注媒介和文化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说以往的文艺批评是和印刷文本、如小说、诗歌、戏剧等相联系，那么今天的媒介批评则是与电子媒体的兴起以及大众文化相联系。媒介批评更多地关注大众文化和新兴的媒体形态，以区别学院批评对精英文化和经典文本的具体入微的细读式解析。 当然媒介批评并非横空出世，它也从传统批评和学院批评中吸收养分，媒介批评和以往批评的共同点都是运用理论模式并通过具体阐释、说理和比较的方法来解析各类文艺作品和文化现象，并将批评的洞见放在一个相对坚实的基础上。 一 追溯媒介批评的思想谱系并不遥远，加拿大学者伊尼斯和麦克卢汉是媒介理论的创始人（也有人上溯到芒福德，如尼尔 波兹曼），在他们的理论中既有细密的解析，更有直观的洞见，麦克卢汉本人就曾经是新批评的实践者，当他转向媒介研究时，往往以格言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比喻来著述，因此有人批评他是“高级祭师”“江湖术士”，而他本人则希望自己作一个重新组合后的“部落人”，以超越线性的和机械的思维方式。他在给伊尼斯的《传播的偏向》作序时说到，伊尼斯的研究是从“观点”出发的方法转到“界面”的方法，以生成洞见。 参见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这里所说的“界面”就是指整体的直观把握，这也可以看作是媒介批评的一个传统。较近的榜样是美国已故学者波兹曼，我将他的《娱乐至死》看成是比较地道的媒介批评范本。他花较多的篇幅，讨论了媒介和真理的关系，强调认识论语境中的真理是一种“文化偏见”，真理不是超文本、超时空，放之四海而不移的永恒性存在，真理的建构和媒介形态的变迁有着互为因果的紧密关系。基于这一立场，在这本80年代中期写就的著述中，他以揶揄的口吻把电视称之为“元媒介”就顺理成章了。书中有关电视媒介导致了政治、宗教、新闻、教育的娱乐化的论述， 参见伊尼斯《传播的偏向》第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来，人们心目中的文化是观念形态的文化，这观念形态的文化似乎与媒介无关，它与具体的媒介手段的联系是内容与形式的联系，是内容寻找适合自己的外衣。当年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讨论故事和情节的区别时认为，故事与情节不同，它是高于具体的表现形式的，同一个故事可以写成小说，也可以改编成戏剧、电影、歌剧甚至芭蕾舞等等。今天从媒介批评的立场来看，或许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故事。这高度抽象意义上的故事其实是以语言文本为前提的。特别是有了伊尼斯和麦克卢汉，人们再也无法将两者简单地作内容和形式的简单的划分。媒介与文化是不可分的，没有无媒介的文化，毋宁说媒介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某种文化形态最重要的部分和标记。媒介批评就是要在现象的解析中揭示出媒介的作用，就像伊尼斯当年敏锐地察觉到历史演进中口头媒介和文字媒介各自可能产生的偏向。 媒介不是只有大众媒介，如报刊、杂志、广播电视、网络等等，还包括我们常说的路径，路径有时是惯例、有时是偶然的机遇、有时就是某种体制。例如当代的大学体制是最容易产生文本细读和文本批评的温润的土壤。图书馆和资料档案的充实，为莘莘学子作文本批评准备了及其充分的条件，他们足不出户即可饱览群书，汗牛充栋的文本是他们批评的固定的靶子，由学院传统培育的精湛的文本解析技巧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当然条件是靶子不能随便移动。 另外，某种政策导向也是一种路径，也能看成是媒介，如“五个一”工程，会催生专为获“五个一”奖而制作的文艺作品。因此，媒介批评的对象显然要比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