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风土的地域心性——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docVIP

宗族风土的地域与心性 ——近世福建义序黄氏的历史人类学考察 发表日期：2009年7月20日? 作者：浙江大学 阮云星?? 编辑：skylt ??阅读：498 说明：本文刊载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九卷，天津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７月，第１－３２页。 摘要：本文是笔者“宗族风土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近世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部分。笔者采用了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结构分析和福建地方社会风土考察相结合的研究视角，根据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观察和对族谱等第一手资料的解读，勾勒了宋代末期到民国中期义序宗族的历史。义序个案提示，虽然族产和乡绅的能动性对宗族的组织化具有决定性的功能作用，但父系的观念系谱和以此为基础的宗族乡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传承是近世宗族存续的文化前提和社会基础。这种宗族的风土性渊源于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结构性要求和以儒教为代表的精英文化的长期渗透，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宗族自身亦成为晚期王朝统治和德治政治文化的基础。 关键词：宗族风土；义序宗族；观念系谱；近世；历史人类学 目录 前言 一、福建·福州地方的宗族风土 二、清代福州地方的宗族与聚落 三、义序宗族的形成 结语·讨论 前言 本文尝试论述以下三个问题：１）梳理勾勒福建义序黄氏宗族的历史；２）简论包括义序宗族在内的近世宗族［１］的内涵及其在整个中国宗族历史中的位相；３）阐述本文采用的研究视角，亦即作者的历史人类学理解和在本文中的运用。 在这三项内容中，项一是主要内容［２］，在本文的正文中论述。项二也可以说是对项一与笔者提起的“宗族风土论”假说之关系的简要说明，在本文的“结语?讨论”中阐述。在“前言”中，笔者先对项三，即本文的研究视角作一个简单的交待。 国内学界的历史人类学“讨论”数年前有个小高潮，对历史人类学大致有“方法说”和“学科说”两种理解［３］。笔者对此问题缺少专深的研究，总体上的感悟有二：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相互转向或曰方法借用，和以萨林斯提出“文化界定历史”为标志的所谓学科的历史人类学的形成，或许可以看成是世界近现代学术史中，反思“宏大叙事”和学术科学的人文化取向在历史学人类学这两个学科中之表达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前一阶段方法借用的所谓“方法论”色彩较浓，后一阶段则同时呈现出一定的“学科”性，换言之，后一阶段逐渐呈现出催生新的交叉学科或曰各自学科中具有交叉学科性质的下位学科形成的征兆或局面，这是其一；其二，与此相关，即与上述前后两个阶段的发展及其各自特质相关的，谅是后一阶段更加体现出人类知识学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具体地说，就是后实证主义的确立以至诠释学知识论兴起所产生的影响［４］。就本文而言，如下述主要内容所示，此前笔者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和操作，大致相当于上述方法互借阶段的素朴营为；然而，这种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尤其研究在总体上的“宗族风土论”追求，也许正暗合了且直觉质朴地诠释着“文化界定历史”的命题。准确地说，本文是一篇还在进行中的关于义序宗族史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前篇；当然，这一学术心路历程 “一段风景”的“历史”文本［５］，在多大程度上诠释了“文化界定历史”的命题，还要留待读者们的判定和时间的淘濯。 以下进入这样一个关于义序宗族史的历史人类学考察的“历史”文本。 宋以后，宗族趋于士绅民间化，然而，宗族固有的血缘性和地缘性仍旧是这种关系和组织的显著特征。注重近世宗族的这种特征，有的中国学者将明清、民国时期的宗族称为“乡族”，有的学者称之为“宗族乡村”；而在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英语圈人类学文献中，类似的表示法有“local lineage“通常也用“Chinese lineage”，或直接用“lineage”来表示近世宗族。 宗族的士绅民间化，使得家族宗族（制度）逐渐成为传统中国王权政治的广泛和重要的社会基础；而在家族宗族的具体组织形态上，地域性的差异，即大规模的地域宗族组织主要出现在中国东南部这一情形也被人们所认识。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认为，这种地域性的差异可以用中国东南部的“稻作——剩余”和“边境条件”等的因素来说明；而晚近关于宋以后福建宗族的研究成果则进一步指出了若干具体的地理、历史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因。［７］ 一、福建福州地方的宗族风土 位置和地理特征 亚欧大陆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的东南部为丘陵地带，此东南丘陵之东部，古为华夏之闽越地，《周礼·夏宫》称之为“七闽”。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７３３年），此地置福建经略使，取福州、建州两州名的首字，“福建”始称［８］。五代时此地建立闽国，其覆盖面颇大（五代前期公元９１９年的管辖地域已和明清以降的福建省范围相近）［９］，加之历史上多有置制、地名以闽冠之，故福建亦简称为“闽”［１０］。 提及福建的地理特征，人们常用“六山三水一分田”来加以概括。除了散落在沿海一带的福州、兴化、泉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