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地理学视角下海派文学.docxVIP

　　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中，空间、景观、地方、时间与尺度是五大核心概念，它们共同影响并制约着媒介传播的幅度与力度。 　　…∞’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流派，海派文学以鲜明的地域特色绵延甚久而引人注目。 　　海派文学的生成与建构与上海这一地域环境密切相关。 　　空间是人类展开社会活动的场所和容器，也是权力争斗和意识形态建构的结果。 　　媒介与地理之间互生、互动的内在联系及其复杂性，为我们解读海派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学意义上的海派由京剧海派演变而来。 　　一般认为，海派肇始于清代同光年间的绘画界。 　　最早的海派是一种贬称，是内地北方传统画派对上海为生计所迫而迎合流行趣味的非正统画派的贬称。 　　延至京剧，以北京京朝派的正宗京剧为中心，上海京剧被称为外江派，即京剧海派。 　　可见，不论是绘画还是戏剧，海派一词都含有被排斥、被边缘化的涵义。 　　文学中的京派和海派也由此借用过来，但与绘画、戏剧的海派作为贬义词不同，在2世纪30年代京海之争中，海派文人凭借其丰富、多元的地域意识形态特质，在上海文人地理集聚的呐喊与助威之下，颠覆了京派一以贯之的中心地位，而获得了海派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一、京海之争中上海文人的地理集聚20世纪30年代的京海之争跨越天津、上海两地而展开。 　　论争的缘起是1933年5月海派作家章克标的《文坛登龙术》在上海自费印行后，一时洛阳纸贵，当年重版两次，章克标由此名声大噪。 　　继之，6月16日上海《论语》第19期上刊载章克标《文坛登龙术》的《解题》和《后记》，8月16日第23期上又刊发该书的广告及目录。 　　这引起了远在北京沈从文的关注，0月18日，沈从文在其遥编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刊发《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列举中国当前文坛存在诸多玩票白相的情状，缺乏应有的严肃与庄重，直陈章克标等上海文人登龙有术而严重败坏文坛风气。 　　此论一出，激发身居上海的海派作家苏汶即杜衡的不满，随即撰文《文人在上海》刊发于1933年12月1日《现代》第4卷第2期，为上海文人进行辩解，指出对方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①。 　　对此，沈从文撰文《论海派》刊发于1934年1月1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阐释海派一词的核心意义在于‘名士才情’与‘商业竞卖’相结合。 　　沈从文与杜衡一南一北的论战引发众多文人，如曹聚仁、徐懋庸、鲁迅、师陀、胡风、韩侍桁、姚雪垠等先后撰文参与此次论争。 　　除其他少量文艺刊物之外，上海的《申报?自由谈》和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论争的主要阵地。 　　京派方面，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的文章，除了沈从文的两文，就只有论争后期师陀的《京派与海派》一文。 　　而师陀也不偏袒京派，他以公允的态度指出沈从文因为愤慨至于极端，主观的成分很大的个人观念上的偏执。 　　但在上海，文人们对沈从文的海派说反应强烈，激起理论家、文学家等众人的非议。 　　1933年11月，韩侍桁撰文《论海派文学家》为海派作家辩护，当时刊发于《小文章》，次年即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初版。 　　继之，《申报》的附张《自由谈》上刊发多篇论争文章。 　　1934年初，相关文章有曹聚仁的《京派与海派》1月17日、徐懋庸的《商业竞卖与名士才情》1月2日、毅君的《怎样清除海派?》2月10日、栾廷石鲁迅的《京派与海派》2月3日和《北人与南人》2月4日、古明胡风的《再论京派海派及其他》3月17日等。 　　这些文章虽不无对海派文人恶俗风气的抨击，但对沈从文所持北方文学家的优越感多揶揄之辞，更遑论正值与施蛰存展开《庄子》与《文选》酣战1933年1—10月之中的鲁迅的参与，以至于‘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成为不刊之论。 　　无论如何，上海文人摒弃各自文学理念的差异，以地理集聚的形式自觉为海派文学正名，捍卫其作为地域文学流派的合法性，并由此在全国范围造就一种强大的磁场效应。 　　2月17日，沈从文发表《关于海派》一文表示退出讨论，其所抨击的海派文学却借势浮出历史地表。 　　对于沈从文，这场论争的结果是出乎意料的，地方感是一种强烈的、通常是积极地将我们与世界联系起来的能力，但是，它也能够变成有害的和摧毁性的。 　　湖南出身的沈从文之所以以北方文学家自居而贬斥南方文坛的不良风气，源于其对于北平为代表的北方文坛的服膺与认同。 　　北方文坛之厚重、严肃、纯粹本是新文学的优良传统，遗憾的是，厚重之弊也愚，当它凝固为一种有害的和摧毁性的文学理念而压制南方文坛时，丧失了其本有的古朴与端正。 　　而南方地域培育的机灵、反叛、包容的文学理念，使上海文人对于海派文学有合理而准确的定位，当然，海派文学的地域形态及深厚内涵为此场博弈提供了强大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