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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崎藤村与创造社文学关系 　　一、引言纵观国内文学研究领域，有关岛崎藤村的研究基本上都围绕国外研究范畴以及对中日近代文学进行比较的角度来开展的。 　　其研究的方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翻译和介绍岛崎藤村及其作品。 　　这个方面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出现了，比如1920年徐祖正对岛崎藤村《新生》的翻译；20世纪八十年代内再次出现翻译热潮。 　　第二类则是运用各种理论解读岛崎藤村的创作思想和单部作品的比较，或将之与某位中国现代作家加以比较研究，例如邱岭的《巴金的〈家〉与岛崎藤村的〈家〉》，肖霞的《论岛崎藤村早期浪漫主义思想》、刘晓芳的《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之比较》等。 　　遗憾的是，作为深受日本浪漫主义和自然主义风格影响的创造社作家群像在这些已有成果基本都没有涉及和体现。 　　二、文化之桥———创造社作家群体对岛崎作品的翻译和引进1872年2月17日，岛崎藤村出生在长野县的一个名门望族。 　　1891年，毕业于明治学院，开始作为老师在明治女子学院教授英文。 　　明治26年受到北村透谷等人的影响，与其创立了杂志《文学界》。 　　明治30年独自创作了诗集《若菜集》，从此蜚声日本文坛。 　　明治39年发表小说代表作《破戒》，并一举确立了他在日本自然主义文学上的代表地位。 　　诚如鼎堂先生在《桌子的跳舞》中说中国的新文艺深受了日本的洗礼。 　　。 　　［1］结合当下学界对岛崎的研究成果来看，第一个将岛崎藤村的小说作品翻译成中文并引入中国的也是一名留日作家———创造社早期成员徐祖正。 　　徐祖正早年与郁达夫、郭沫若等人留学日本，并参加了创造社，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对于岛崎藤村极为推崇，回国后在北大任教，分别于1928年和1932年翻译了岛崎藤村的小说《新生》北新书局和《春》原稿存人民文学出版社，未出版，第一次以完整的小说形式，将岛崎的小说作品引入中国。 　　陶晶孙在《给日本的遗书》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徐祖正翻译《新生》的过程，说想到藤村时，自然会想到他，并指出这位徐祖正氏便是将藤村介绍到中国的人［2］。 　　然而由于历史和国内政治环境的影响，直到1954年和1958年岛崎藤村最具批判现实主义色彩的小说《破戒》才由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并成为目前中国大陆最早的中文译本。 　　在1955年国内又出现了两个翻译的版本，分别是上海文艺和平明出版社翻译的版本。 　　应该说，徐祖正先生对于岛崎作品的翻译和引进，对于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在中国的发展，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而从创造社另一位创始人张资平的早期作品中，我们也很容易就会找到岛崎藤村及其作品的影子。 　　例如他在留日时期创作的《木马》、《银踯躅》、《一班冗员的生活》；回国后创作的《一群鹅》、《寒风之夜》、《明珠与黑炭》等等，无论是创作思路还是描写方法上，都照搬、模仿岛崎的小说作品，有些可以说就是岛崎藤村小说的中文版，很多研究者都将张的《梅岭之春》与岛崎的《新生》相提并论。 　　在《梅岭之春》中，女主人公方保瑛向往梅岭外的世界，不满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村野农妇，在教会学堂读书的时候与远房表叔吉叔之间萌生了一段不伦的叔侄恋，并在吉叔被学校解职后完成了两人的灵与肉结合。 　　然而，在强大、落后的宗法势力眼中，这种有悖伦常的自然之爱是万万不能饶恕的，最终两人都带着巨大的身心创伤回归了封建家法既定的社会关系框架。 　　从小说表现的性爱悲剧中，读者可以看到，童养媳和叔侄的名分本身，便在保瑛与吉叔之间构成巨大的障碍，这种理想的性爱从萌芽的开始便已经决定了痛苦、悲剧的必然结局。 　　在当时以封建礼法作为社会、伦常第一要义的中国社会里，自然的情感、性爱与欲望的需求是没有任何的价值可言的。 　　可以说，从对个体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的群体道德的冲突构成上，这篇作品显然具有模仿岛崎小说《新生》的痕迹。 　　三、岛崎藤村与前期创造社作家的新浪漫主义特色在创造社未成立之时，对于以何种文学思想立社，郭沫若在回答友人陶炽的这个问题时，指出要用新罗曼主义［3］。 　　前期创造社侧重于反对封建思想，主张个性张扬和自我表现，以文学创作应该忠实于作家自身的内心的要求为其文艺思想的核心，表现出浓郁的浪漫主义和唯美主义倾向。 　　而对于郭所言的新罗曼主义，及新浪漫主义则需要在这里进行深入诠释。 　　一新浪漫主义的历史源流及在五四时期的定位日本的浪漫主义文学发展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明治二十年代这个时期，以《文学界》杂志为主要阵地，主要通过刊载文学评论主要以北村透谷为代表、诗歌主要以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为代表、小说主要以樋口一叶为代表等文学体裁作为主要体现；中晚期明治三十年代以《明星》杂志为核心，主要代表为蒲原有明、山川登美子、石川啄木等人；晚期明治四十年代主要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