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篇中国古代行政伦理思想与现代行政伦理学-北京大学现代远程.PDFVIP

第五篇： 中国古代行政伦理思想与现代行政伦理学 江荣海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 佟福玲 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助理研究员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3月刊 【正文】 行政伦理学是行政学和伦理学的交叉学科。这一交叉学科的出现，既深化了 行政学的理论，也丰富了伦理学的内容。行政伦理学作为一门课程，在高校中开 设和讲授，不仅仅是为了促使更多的人来探讨行政道德产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阐明行政道德的原则和规范，更在于提高未来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现在的 受教育者）的道德素质，增加他们在日后工作中分析和评价道德行为的能力，增 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事业心，为完善国家的行政生活而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行 政伦理学作为一个专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特别是在大陆，还处于初创阶段， 其结构体系还不成熟，理论框架也有待于完善，这需要学界同仁共同努力，集思 广益，才有希望臻于完善之日。本文不打算全面讨论行政伦理学应有的构成元素， 只想就古代行政伦理思想及其在现代行政伦理学中的地位等相关问题，谈些自己 的看法。 一、行政伦理与依法行政 有人认为，现代行政活动是依法行政，伦理道德不应该影响行政过程。其实， 这种看法是相当肤浅的。从法律产生的历史过程来看，法律不是突然产生的，而 是经由原始习惯、不成文的习惯法、国家法律几个阶段而逐步产生的。所谓 “习 惯”，就是原始伦理状态下的习惯，就是以道德为实体基础的习惯。因此，我们 可看出，威严的国家法背后，支撑点却是道德。当然，法律产生的过程是道德逐 渐隐退的过程。但隐退却不是消失，也不能改变法律源于道德的基本结论。实际 上，法律是最低的（或基本的）道德要求，立法就是对一个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观 念、道德标准的确认和法定化过程。正是法律的这种道德根源，才为人们对法律 进行价值批判提供了正当的依据和理由。假如法律在根本上就与道德无关，则人 们对于法律的价值评判就成为不可能。因为评价的标准既是法律的，更是道德的， 一切关于法律的价值评判，其标准无不源于评论者自身的道德认识，其内容则都 是指向法律的道德属性。正是法律的这种先天道德属性，要求法律必须体现某种 伦理精神，必须追随某些道德目标，必须遵循某些价值原则。总之，从根本上来 说，法律不可能与道德相分离，那种所谓要求 “法律要从根本上独立于伦理”的 观点，只是无知的妄语。 既然伦理是法律形成和生长的根基，则法律的有效性在相当程度上就取决于 它是否具有一种现实的道德属性。行政法也不例外。 行政法是规定国家行政机关的组织、职责权限、管理制度和工作程序的法律 规范的总称。其主要功用在于调整国家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同其它国家机 关、社会团体和公民之间的关系。行政工作的法制化必然带来与此有关的伦理问 题。实际上，在我国大量的行政法规中，已经包含了非常丰富的伦理要求。如对 公职人员选拔聘用的条件里就有明确的有关道德品质的要求；行政条规中的奖惩 措施，主要地也是为了加强对公务人员的道德约束。这些道德要求的行政条规， 就是所谓的 “行政法规伦理的法制化”。它是行政法规伦理的法律保障。这种法 律保障具有深层的伦理意义。行政法规伦理以法律的形式提出，这就为复杂的行 政行为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道德评判标准，同时对国家机关内部好的工作作风和外 部正确的社会舆论具有导向性作用。公务人员的行政行为符合法规伦理的要求， 就会受到上级和同仁的肯定，自己也会有道德上的满足感。如果行政行为违背了 法规伦理的要求，就会受到上级或同僚的批评，自然也就会产生道德上的自我压 力和自我批评。长此以往，公职人员更能坚定内心的职业信念和道德责任感，而 这种内在的道德力量能起到法律所起不到的作用。可见，道德的约束和道德素质 的提升，在整个行政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法行政固然不错，但提高行政者 伦理道德也是不可偏废的。行政法规只能对违规犯法者事后惩处，而行政伦理更 能从内在方面保障行政者自觉地按道德规范行事。总之，二者是紧密联系又相辅 相成的。 二、行政伦理与道德教育 伦理与道德是不完全一致的两个概念。有不少学者从范围（群体与个体）、 标准（高低层次）、客观性与主观性等方面来区分伦理与道德的异同，很有启发 意义。但一般而言，伦理与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包容的。伦理是专门用作道 德理论的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