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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学反思与修正 一、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学科化 （一）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形成。应该说，有了公共事务管理活动，就有了对其进行观察、分析和描述的话语，但在公共管理学科建立之前，这些话语属于一种非学科化的话语。非学科化的公共管理话语是建立在话语主体个人的观察、思考与实践的基础上，反映的是主体对公共管理活动的理解和感悟。每一主体都是从自身的立场、视角去看待和阐释公共管理现象和问题，其对公共管理话题的论述没有程式化的固定模式，在话语中所表达的行政理想、价值取向等具有鲜明的人格化、个性化特征，由此产生了多种有关公共管理的独特话语风格，老庄、孔孟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论述政府公共管理问题时，其话语方式和话语内容即具有这些特征。例如，孔子在论述其为政主张时，采用了大量对立、匀称的概念和范畴：“天”与“人”、“性”与“命”、“智”与“愚”、“损”与“益”、“善”与“恶”、“博”与“约”、“教”与“学”、“上”与“下”、“言”与“行”、“远”与“近”、“学”与“思”、“多”与“寡”、“生”与“死”、“义”与“利”、“讷”与“敏”等等[2]，凸显了孔子博大精深的行政思想和高超的话语表达艺术。又如，孟子在阐述其治国理念时，往往以“准确生动的用词、鲜明突出的对比、气势恢宏的排比、排列整齐的对偶、形象生动的比喻、蝉联而下的顶真、丰富灵活的问句、层层深入的递进等，增强其语言准确、缜密和生动的特色”。[3]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成语如“明察秋毫”、“绰绰有余”、“不言而喻”、“言近旨远”、“一曝十寒”、“金声玉振”、“出类拔萃”、“左右逢源”等均是孟子治国理政思想的话语体现。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中国公共管理学是从西方引进的，经历了从行政管理学（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的学科演进历程。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内一些学者翻译和引进了国外的一些行政学著作,如美国学者的《行海要术》、《行政纲目》，日本学者蠟山政道所著的《行政学总论》、美浓部达吉所著的《行政法撮要》等[4]，这些译著的出版，标志着中国公共管理学的诞生。建国初期,我国的许多院校,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都曾有行政学方面的研究。然而在1952年学科调整以后的20多年间,严重的意识形态偏见致使行政学未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被保留下来。直到1979年后,邓小平明确指出“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从而使得包括行政学在内的许多社会科学学科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5]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公共管理学科开始恢复发展至今，在对西方公共管理学理论与方法的全方位引进中，中国公共管理学也借鉴了西方公共管理学自然科学化的话语表达模式，进而使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呈现出明显的学科化特征。（二）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学科化的特征。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学科化是指，在公共管理学话语表达中讲求严密的逻辑性、体系性，其所采纳的基本模式是从固有的观念或理论框架出发讨论公共管理问题，努力在公共管理学的各个范畴和概念之间建构起内在的逻辑关联，也就是从预设的理论框架出发，用它来对公共管理实践进行阐释和分析。例如，从下面的论文题目上就能发现上述特征：“新公共管理视角下我国政府管理模式的创新”、“新公共管理运动背景下的中国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推进我国教育行政体制改革”等等。这种话语体系的学科化，是西方工具主义、理性主义哲学的产物，它使中国公共管理学形成了一种单一化的话语模式，陷入了自我建构的学科话语藩篱之中。具体而言，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的学科化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1.与公共管理实践的隔离化在技术理性的影响下，中国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在学科化的进程中，各种非学科化的、不能被纳入学科逻辑结构中的公共管理思想、观点逐渐被隔离在学科话语体系之外，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分离，进而使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指导价值乃至其存在的合法性受到了多方的质疑。相关学者，如陈振明等认为，作为一门实践性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当前存在的以下一些问题：第一，缺乏关注现实问题的学术旨趣；第二，倾向于对西方理论进行研究而忽略社会发展实践的实际需求导致的理论研究落后于实践发展，或是理论指导实践产生偏差等等。[6]而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具有明显实践特性的学科，其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必须考虑其学科特点，应在基于公共管理实践和经验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相应的话语体系。2.反映公共管理实践的程式化公共管理学话语与公共管理实践紧密相关，公共管理实践的丰富性决定了公共管理学话语的种类多且数量大。然而，当前我国的公共管理学话语体系中存在着试图从某种固有的观念或理论框架出发来分析公共管理活动并以此来引导公共管理实践的倾向，公共管理实践的丰富性被抹杀。公共管理中出现的盲目决策、官员的官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