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研究.docVIP

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研究 一、问题的提出 扶贫贵在“精准”，难在“精准”，“精准”是扶贫工作的价值核心和内在要求。“要坚持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区别不同情况，做到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不搞大水漫灌、走马观花、大而化之。”［1］自从2013年11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提出“精准扶贫”要求以来，学术界围绕着“精准扶贫”展开了理论探讨。大体上目前讨论的重点在精准扶贫的“过程”层面，侧重于“政治—过程”研究范式，即主要围绕着“谁来扶”(扶贫主体)、“帮扶谁”(扶贫对象)、“扶什么”(扶贫内容)、“怎么扶”(扶贫方式)维度展开。具体而言，在“谁来扶”(扶贫主体)问题上，学者认为应该将非政府主体也纳入扶贫视阈，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社区—农户五位一体的贫困治理模式［2］，运用社会资本理论构建政府、市场及社会多元协同扶贫机制［3］;在“帮扶谁”(扶贫对象)问题上，学者聚焦构建科学的精准扶贫瞄准方法，实现贫困县、贫困村、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以发展水平的数量指标为标尺，实现贫困县的精准识别［4］，以“指标打分贫困村分类法”和“二元检索贫困村分类法”为手段实现贫困村的精准分类［5］，以Logistic模型为技术支撑准确预测贫困家庭［6］;在“扶什么”(扶贫内容)问题上，学者认为扶贫应该内含扶“智”与扶“志”，主张金融扶贫、产业扶贫与文化扶贫、教育扶贫协同推进，将“经济扶贫”与文化扶贫、教育扶贫相结合，构建以培育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文化“自组织”能力建设为中心的“文化扶贫”新机制［7］;在“怎么扶”(扶贫方式)问题上，学者认为应该完善体制机制，通过协商机制的建构优化扶贫运作环境［8］，构建农民主体、政府主导的政府、市场、社会、农民参与式扶贫机制［9］，发挥政府政策设计和执行监督功能，建立扶贫动态管理机制和绩效监督考核机制［10］，加大技术“供给”，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扶贫开发资源的高效整合，提高扶贫成效［11］，强化技术“支撑”，依托“社会工作”的技术靶向功能提升精准扶贫实效性［12］。尽管目前学者基于“政治—过程”研究范式对“精准扶贫”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往往忽视“精准扶贫”的社会背景———乡村社会文化结构。由于扶贫是在特定的“乡村社会背景”中进行，扶贫过程无疑会受到“乡村社会背景”的结构性影响，同时扶贫过程的行为“输入”也会反作用于“乡村社会背景”。因此，乡村扶贫物质资源的供给，尤其是资源的“超额”供给(包含相对超额供给和绝对超额供给)必然会对乡村传统的文化、社会、政治结构产生脉冲影响。本文试图“解剖”政府向乡村“输入”扶贫物质资源“过载”问题，探究其负效应和生成逻辑，寻找产生原因，提出有效对策，为政府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指明方向和路径，同时也为“政治—过程”研究范式和“政治—结构”研究范式搭建连接桥梁。 二、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的内涵 “溢出效应(SpilloverEffect)”一词源于经济学，是指一个组织在进行某项活动时，不仅会产生活动所预期的效果，而且会对组织之外的人或社会产生的影响［13］。溢出效应有正向和负向之分，如果行为主体的活动结果既达到了自身预期的目的，又带来了周边其他主体收益的增加，则为正溢出效应，反之，则为负溢出效应。在现今不少地方的扶贫工作中，政府缺少对贫困乡村实际发展需求的理性分析和精确把握，盲目通过即时性的物质“输入”或“转移”来快速“解决”贫困问题，表面上可以大幅度地提高贫困户的生活水平，改变贫困落后面貌，但这种“输入”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输入”效果也值得怀疑。过多的物质资源“输入”会强化贫困户的“依赖心理”，促使“等、靠、要”思想进一步发酵，弱化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甚至导致越“扶”越贫，无法达到扶贫的预期目的。另外，高标准的扶贫供给也会形成不良的“逐利”导向，致使村民普遍陷入“理性算计”和“价值迷失”之中，加大乡村价值整合和乡村治理的难度，不利于乡村社会福利的增长。因此，某些地方政府在乡村扶贫过程中，过多的物质资源输入会产生外部负收益，降低扶贫效能，引起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 三、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负溢出效应的生成 乡村扶贫物质资源供给的“溢出”机理通过“村民价值理念—乡村人际关系—乡村治理”链条传导，并通过村民之间的负向互动得以强化。村民与乡村文化、乡村社会和乡村政治此时形成(双向)解构—建构关系，即村民间的“利己”心态和“短视”行为一方面解构着传统的乡村文化、社会和政治结构，另一方面又建构着“全新”的(虚无化的)乡村文化、(疏离化的)乡村社会和(碎片化的)乡村政治结构，并在此(话语)结构中重新确证自己的身份(原子个体)、利益(相对收益)和行为意义(机会谋利)，其逻辑结果是既降低了扶贫物质资源的使用效益和扶贫效能，又戕害了乡村传统的文化生态，肢解了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