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公共行政理论价值变迁.docxVIP

　　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西方公共行政学发展演进中，每一个阶段的主导理论存在和以往有明显区别的核心价值观念，主要表现为工具理性或价值理性，这两种价值观念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交替出现。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韦伯在研究社会行动时提出并加以详细论述的。 　　他认为，工具理性的社会行动取决于对客体在环境中的表现和他人的表现的预期，将这些预期转化为实现目标和追求的工具。 　　而价值理性的社会行动取决于内化为行动中的价值理念和信仰，这种不论是哪方面的价值和理念的体现伴随着行动过程的始终，因此它侧重于这个过程而不是结果[1]。 　　这段表述可以被理解为，工具理性强调手段———目的的合理性，主张通过精确的科学计算和缜密的逻辑推理来实现所预设的目标，而不关心行为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价值理性关注行为本身的合目的性，追求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意义，要求人的行为必须指向美好的价值，而不管它的结果成功与否。 　　简而言之，前者关注是什么如何做的问题，通常与方法、技术、手段等工具相联系，所追求的是科学性、有效性；后者关心应是什么的问题，往往与人性、信仰、信念、关怀、德行等目的性的价值相关联，所追求的是正当性与公正性。 　　工具理性取向的公共行政学强调效率优先，坚持理性———自利人的假设，倾向实证的研究方法，主张管理者的角色定位，积极构建行政科学。 　　而价值理性取向的公共行政学注重公共精神的培养，坚持反思———利他人的假设，喜好规范的研究方法，主张政治家的角色定位，努力追求行政哲学。 　　对于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发展史，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其中一个主要的划分方法就是范式论。 　　范式一词由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2]提出。 　　他认为，范式是经过大部分人肯定并且成为通用的模型或模式。 　　我国学者陈振明[3]提出了传统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学三范式；美国学者登哈特夫妇[4]也提出三范式论，即老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毛寿龙和李文钊[5]提出四范式论，即官僚制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新公共管理、民主制行政理论。 　　二、传统公共行政学工具理性行政学产生于政治学，但是经过发展从政治学中脱离出来。 　　政治学被认为是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将二者的关系比喻成花与树，根与果的关系。 　　伍德罗?威尔逊于1887年发表的《行政学研究》这篇文章开了美国行政学研究的先河，在此文中他将行政学从政治学中提炼出来研究。 　　威尔逊在该文中提出行政和政治应当分属于两个不同的领域，所要研究的内容和问题也不尽相同。 　　虽然政治规定了行政研究和实践的目标，但是政治不能控制行政实践过程。 　　随后，古德诺对威尔逊提出上述观念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和探讨，他将政府功能划分为两类，一是政治即表达国家意志，二是行政即执行国家意志。 　　[6]威尔逊认为，行政是一门纯粹技术性和应用性的学科，效率被视为行政学的目标也是行政学的核心价值。 　　因此，为了获得高效率的行政实践，韦伯的官僚制层级组织产生了，官僚组织的盛行和大范围采用，离不开它对效率的追求，并且在此过程中影响组织成员为共同的目标一起努力。 　　[7]此外，泰勒提出的科学管理思想和法约尔的一般管理理论，再一次丰富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 　　威尔逊认为，行政作为工具，它是中立的，不需要包含价值因素，只有实现了它对高效行政实践的追求，才实现了它对价值的追求。 　　三、新公共行政理论价值理性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系列危机，人们开始呼吁政府改革，以改变现有困境。 　　因此，一些学者开始回顾和反思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缺陷，新公共行政学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 　　1968年，包括弗雷德里克森在内的一批学者，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召开了有关公共行政学发展趋势的会议。 　　新公共行政理论将公共作为研究的中心，它不仅追求传统公共行政学所强调的经济、高效和协调的价值理念，还追求社会的公平公正，强调在为社会高效经济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同时注重社会公平的实现。 　　正如弗雷德里克森所言和传统公共行政学相比，新公共行政学不仅关注如何高效率的利用资源来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服务和如何在控制财政支出的情况下保持公共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而且关注这种服务是否增进了社会公平？即传统公共行政学更多的是对经济和效率的追求，而新公共行政学赋予了这一追求行为价值理念。 　　新公共行政学主张公共行政不仅仅是有效的执行政策，而且由于它的公共性，它还担负着广泛的社会责任，需要了解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并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以此更进一步接近民主政治的目标，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和义务。 　　新公共行政理论对效率所代表的含义有不同的认识。 　　通常所说的效率，是少投入和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