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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信公司政治经济研究 一、长期封禁政策严重制约了黑龙江社会经济发展 清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需要，对东北地区尤其黑龙江厉行封禁。在政治上，清朝统治者认为东北是“龙兴之地”、“祖宗肇迹兴王之所”，应保存满族骑射风俗，以维护其统治地位。这从清帝所言及谕旨中有所反映。顺治帝说过：“我朝以武功开国，频命征讨不臣，所至克捷，皆恃骑射。”[1]雍正帝曾说：“我满洲人等，因居汉地，不得已与本习日以相远……但务守满洲本习，不得稍有疑贰。”[2]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谕军机大臣称：“盛京、吉林为本朝龙兴之地，若听流民杂处，殊于满洲风俗攸关。”[3]而旗民杂处，则使旗人“耳濡目染，习成汉俗，不复知有骑射本艺”。[3]在经济上，清朝统治者认为“东三省地方，为满洲根本重地，原不准流寓民人杂处其间，私垦地亩，致碍旗人生计”。[4]所以，把大片土地“留作本地官兵及京旗官兵随缺地亩之用”或“以备退革兵丁恒产之用”。[2]此外，还圈占了大批牧场和围场，独占参、貂等名贵特产，以满足清政府最高统治者及宗室、贵族的享用。在东北三省中，黑龙江受封禁的时间最长，迟滞社会经济发展的后果也最为严重。一是封禁造成黑龙江地区人口稀少，劳动力匮乏，土地等物质资源得不到应有的开发利用，导致经济困难，财政拮据，资金短缺。从人口来看，据资料统计，道光二十年（1840年），全国人口有4.1亿多，而占全国面积近1/5的东北地区总人口还不到300万，每平方公里不足2人。其中，200万人居住在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才100万人。1903年中东铁路刚刚通车时，黑龙江人口不过40.8万人。就经济而言，奴隶制庄园经济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游牧、狩猎和采集经济在黑龙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1907年清政府正式议准一般旗地可随意买卖，封建地主经济制度才正式确立。正如资料所载：“江省僻处边荒，天寒土旷，满蒙之族皆以游牧狩猎为主，初不识耕耘为何事。”[5]直到民国时期，黑龙江地区的土地才得到大面积开垦，农业经济才有明显发展。同时，其他资源也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封禁造成的经济落后导致黑龙江财政困难，成为清政府的“协济”省份。如当时黑龙江将军所辖官兵俸饷一直由清政府部库拨付，但咸丰以后由于清政府财政无力承担，便改由关内各省协济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对封禁造成的经济困难几届时任黑龙江将军也曾奏陈朝廷，以期解决。如咸丰十年（1860年），特普钦上奏清廷，请求在蒙古尔山（今木兰县境内）等处弛禁放荒，其中说到：“地方既属拮据，与其拘泥照前封禁，致有用之地，抛弃如遗，莫若据实陈明，招民试种，得一分租赋，即可裕一分度支”；[6]光绪十年（1884年），文绪奏称应以兵屯田开垦黑龙江荒地；光绪十三年（1887年），恭镗奏请开垦呼兰封禁荒田，并提出开垦十大好处；光绪十五年（1889年），依克唐阿奏请通肯封荒弛禁招垦。二是封禁造成黑龙江地区十分闭塞，切断了与先进地区的联系往来，使先进思想、文化、技术等无法进入和交流，阻碍了社会进步，导致社会形态进化缓慢。在被封禁的二百四十多年间，黑龙江的总体社会形态一直处于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状态，在少数民族为主的黑龙江地区，则氏族公社制、奴隶制与封建制并存，社会形态更为落后。由于人口稀少，无民可治，加之历史上八旗制度的原因，黑龙江地区一直实行八旗驻防的“军治”（设将军衙门、都统衙门等军政合一的管理机构）行政管理制度。从1683年设置第一任黑龙江将军，到1862年于呼兰城守尉辖区设置黑龙江历史上第一个民事管理机构理事同知厅，长达近一百八十年的时间。这种军府制管理和关注的重点在于边防，而非经济。此种落后的社会管理制度也是导致黑龙江地区经济贫困的原因之一。 二、沙俄入侵和“羌帖”流入使黑龙江遭受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损失 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而俄国资本主义却在19世纪中叶得到了迅速发展，但其国内依然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有限的市场满足不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需求，这就迫使原本即侵略成性的沙俄政府加快和扩大了对海外殖民地的争夺。其中，封建落后的中国尤其与之毗邻，人烟稀少，边塞空虚的黑龙江地区成为其侵略的重点区域。开始是以军事手段进行武力征服和掠夺领土，到19世纪90年代又采取所谓和平的“铁路———银行”策略，通过华俄道胜银行、中东铁路和卢布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掠夺，使黑龙江逐渐变成了沙俄的殖民地。中东铁路不仅是沙俄进行商品倾销和掠夺物产的大通道，而且在中东铁路沿线及其附属地沙俄政府还进行驻军设警司法，乃至对哈尔滨实行自治，攫取政治特权，这就使其所控制的地区变为租界和“国中之国”。正如哈里施瓦茨所说：“满洲的铁路区域以及邻近铁路和兼并入该地带的广大土地完全受俄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在这个区域，是俄国的法律和法庭在发生作用，警察和武装力量掌握在俄国人手中，俄国人利用铁路作为基地，迅速将它的经济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