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第四交响曲赏析.doc

终结乌托邦——肖斯塔科维奇《第四交响曲》赏析 2013-3-20来源：本站原创作者：李鹏程人气：406Emus论坛 20世纪下半叶的东欧音乐怨气颇重，即便那拨回归宗教的作曲家，骨子里也是挥之不去的忧郁。这股怨气一半来自压抑的社会环境，另一半则来自他们共同的楷模——肖斯塔科维奇。 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总是蒙着一层阴霾，它令渴望了解阴霾深处的人着迷，却让急于远离阴霾的人压抑。那些剑拔弩张的音调，像黑压压的坦克群扑面而来。这种苦涩的笔法，很像奥托·迪克斯(Otto Dix)在两次大战期间留下的表现主义画作，把异化的丑陋撕开，只是为了让世人不要忘记那个荒诞的时代。 很多人说中国的肖斯塔科维奇是王西麟，这个老愤青在文革过后开始狂写苦大仇深的交响乐，常常口无遮拦地发表反动言论，以至于周围人避他如瘟疫。去年，《南方周末》有一篇文章《中国病人 作曲家王西麟的故事》写道——“很多机构对他的态度有一种默契：‘作品可以演，话不要说。’”[1]有人说中国只要一个王西麟就够了。果真，不像肖斯塔科维奇身后有一批先锋派继续书写民族的苦难，王西麟之后的中国作曲家多半犬儒，也难怪老头子要撰文“对第五代作曲家反思”[2]。王西麟的交响曲总是有一个重大缺陷——这源于其性格缺陷——情感宣泄压倒结构逻辑，撒出去的激情难以驾驭回来。狂热的冲动可以启发艺术家的灵感乐思，但若缺乏更高层次的掌控力，便会破坏交响曲的自身形式。 在极权专制年代，如何在情感与形式、自我表达与官方要求、先锋与传统之间获得平衡，对于任何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来说都不容易。肖斯塔科维奇直到大难不死之后的1937年，才在《第五交响曲》中学会如何以最恰当的方式，将现实的悲剧铸成完美的音响形式。而在此之前的《第四交响曲》（1935-36）是其情感表现最为激烈的作品，理性控制不足导致作品在形式方面不够完整，而这份真情流露恰恰是作曲家本人偏爱这部交响曲的原因。 《第四交响曲》的悲观绝望太赤裸了——恶将善彻底吞噬，刚刚发现“皇帝没穿衣服”的肖斯塔科维奇急于喊出这个事实，不料还没等喊出来，自己已经成了人民公敌，于是这句话又被咽了下去。他发现，谎言成为了集体意识，神话代替了真理，极权系统里每个人都要按照扭曲的法则运转。年轻而敏感的肖斯塔科维奇渐渐懂得，宣传口号与荒谬现实既相反又相融，从此，个体与集体的矛盾、我与非我的分裂、生与死的挣扎成为了肖氏交响曲的核心。作为一个作曲家，他要有多么持久的意志来忍受这种分裂？作为一个人，他又要有多么超脱的灵魂来隐藏一生的秘密？他把这一切用抽象的交响音乐表达出来，我们只需要闭眼倾听，便能钻到秘密的深处。因此，尽管复杂的创作环境、庞杂的表现内容、曲折的演出历程使得《第四交响曲》成为肖斯塔科维奇音乐中最大的谜团，但由于它的情感是那么露骨，以至于我们只需要用耳朵便能揭开谜底。 　 　 1917年随十月革命建立起的苏维埃政权最初给俄国带来的是一片繁荣景象，全民沉浸在对新世界的幻想中。这一年，11岁的肖斯塔科维奇在革命浪潮中写下两首乐曲：《自由颂》（Hymn to Freedom）和《纪念革命烈士的葬礼进行曲》（Funeral March for Victims of the Revolution）。这一年，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走上街头欢呼十月革命的到来，并在列宁去世后发表长诗《列宁》（1925）赞美这位革命领袖，随着天真的理想主义幻灭，这位年轻的诗人于1930年开枪自杀。 1927年，肖斯塔科维奇应“教育人民委员会宣传处”委约，为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创作了《第二交响曲“十月”》。交响曲末尾，合唱队员在澎湃的颂歌后高声喊出“这是旗帜，这是新时代的名字：十月，公社和列宁。”两年后，他又写出《第三交响曲“五一”》，还是在末乐章，合唱队员再次高歌：“进行曲鸣响在我们的耳际，每一个五一节啊，都向社会主义迈进一步。” 这些歌功颂德的音乐被西方评论家所鄙夷，但无论那时的肖斯塔科维奇是出于热情还是妥协，都不可否认即便在这两部被政治化了的交响曲里，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也没有停止探索新的音乐语言。我们只消看一眼《第二交响曲》第一乐章——从低音提琴开始层层叠加至十三个声部，整个弦乐组一直以复节奏对位，每个声部都有独特的旋律线条，长达5分钟的混沌音响已经预示了30年后利盖蒂的微复调技法。 　1932年4月23日　，联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学艺术团体》的决议，这意味着党政官僚开始全面统治文艺界。苏维埃作曲家协会建立，随之创办的期刊《苏联音乐》在1933年的第一篇社论便提出发展马列主义音乐学是其主要任务。而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也成为音乐创作的方针，《作曲家协会章程》解释了这一方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要求同否定人民的、代表当代资产阶级腐朽艺术的现代主义倾向进行不调和的斗争……”[3] 1932年，小说《钢铁是怎样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