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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权利视角下精神赡养规范司法困境的解读 一、引题精神赡养规范的司法困境 （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的精神赡养规范 随着《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修订实施（下称新法）, 精神赡养这一概念越来越多地为人所知。该法第14条规定: 赡养人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 慰藉的义务，照顾老年人的特殊需要。第18条规定:家庭成 员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不得忽视、冷落老年人。与 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养人，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体假的权利。这 些规定在立法上明确了老年人享有受到精神慰藉、被探望、 被照顾的权利。 上述条文系新法中直接提及精神赡养内容的规定， 从其文字表述上来看，新法旨在倡导对老年人的精神慰藉、 情感支持，并力图将此种精神赡养权益具体化，明确规定了 赡养人探望、问候被赡养老年人的义务。从逻辑结构上看， 两个条文之间形成了一般与具体的关系。第14条明确了老 年人享有享受精神赡养的权利，第18条则从积极和消极两 个方面规定了权利的内容。积极方面的内容有三:其一，赡养 人应当关心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其二，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赡 养人应当经常探望或者问候老年人;第三，用人单位应当保障 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消极方面则统一规定了不得忽视和 冷落老年人。 尽管新法己实施一年有余，公众对新法尤其是精神 赡养的质疑却一直没有停止。质疑集中于精神赡养规范的执 行九物质层面的孝，，涉及父母的生活，看得见、摸得着，可 以通过法律手段来执行。但是精神层面的孝，则很难强制执 行，即便法院强制儿女回家，也不能达到应有效果，老人仍 得不到慰藉。 （二）精神赡养规范的司法困境学者在理论上的质疑 不幸被司法实践印证。2013年7月1日，无锡北塘法院发出 了新法实施后全国首份精神赡养判决书。该案被媒体称为全 国首例常回家看看案。该案中，法官根据《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第14条和第18条的规定判决被告每两个月需至原告即 其母亲居住处看望问候至少一次，端午节、重阳节、中秋节、 国庆节、元旦这些节日，也应当至少安排两个节日期间内予 以看望。然而，判决的执行却不尽如人意。老人子女仅是 依照判决回家看看，并未与老人有任何情感交流，老人甚至 发出看了还不如不看的感慨。 新法第14条和第18条关于精神赡养的规范，其目 的在于实现被赡养人享受精神慰藉、情感抚慰的权利。从实 证角度来看，对于法律规范实施效果或执行效果的评判，主 要可依据两种标准，一是行为标准，即以一定行为的履行完 成与否作为规范效果实现与否的衡量评价标准;一是结果标 准，即以执行结果是否符合规范制定的目的为规范效果实现 与否的衡量评价标准。 具体到精神赡养规范，以本案为例，对于执行效果 而言，若依行为标准，赡养人按照判决书的要求，每两个月 到母亲居住处探望至少一次并于节假日单独安排探望，那么 即可判定其义务的履行完成，进而可以判定精神赡养规范执 行效果达成。若依结果标准，则不仅需要赡养人履行探望义 务，还需其履行行为使得被赡养人有得到精神慰藉和情感抚 慰的满足感。对比看来，行为标准系以外化的可见行为为 标准，具有客观的可评价性，但是，对于精神赡养规范立法 目的的达成与否，在所不问;结果标准更多地以权利主体的主 观感受为标准，着眼于精神赡养规范立法目的的达成，但是， 在具体操作中缺乏可资评判的客观依据。相应的，出于执行 便利的考虑，司法机关多选择行为标准，而作为权利主体的 被赡养人，则势必从主观感受出发来评价该规范的实施效 果。 由此，精神赡养规范在具体司法实践中陷入了困境。 若选择客观的行为标准，则无法对本就具有主观性的精神慰 藉和情感交流作出准确的评价;若选择主观的结果标准，则无 法实现对于规范实施效果的客观评价。公众对其执行力的质 疑即源于此。 二、破题精神赡养之法律概念 （一）精神赡养法律概念的缘起 传统民法中并无精神赡养这一概念。民法中与之相 关的概念是扶养，指法定的一定范围的亲属间相互供养和扶 助的关系。此概念不区分亲属间的关系，只划定一定的范 在该范围内，无论是长辈与晚辈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还是 平辈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统一以扶养概念指代。大陆法 系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均采用此种立法模式（各国表述不 同，如德国称之为扶养，日本称之为协力、扶助）来规制亲属 间的供养和扶助关系。 与上述立法模式不同，我国、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多 依据亲属间不同的身份关系设定不同的称谓来指代扶养义 务。具体的，平辈之间供养的权利义务关系称之为扶养长辈 对晚辈（如父母对子女，祖父母、外祖父母对孙子女、外孙子 女）的扶养称为抚养晚辈对长辈（如子女对父母，孙子女、外 孙子女对祖父母、外祖父母）的扶养称为赡养。 赡养的完整含义应有三方面内容，即物质赡养、生 活扶助和精神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