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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参与碳交易政治经济探索 　　气候变化是当前最受关注的国际热点问题之一,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的减排无疑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关键措施。 　　随着《京都议定书》在2005年正式生效,国际碳交易市场应运而生,围绕二氧化碳排放权开展的各种交易和金融活动快速衍生和发展。 　　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全球碳市场的交易额到2012年将达到1500亿美元,[1]从而超过国际石油交易额,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 　　而这一数字到2014年将达到3950亿美元,到2020年将达到35万亿美元。 　　[2]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需要,日本近年来以各种形式积极参与国际碳交易,其战略动因、发展状况和前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关注。 　　一、日本参与碳交易的国际背景近年来,由于温室气体排放所导致的全球气候变暖趋势越来越明显,不仅给自然生态系统带来了多方面的不利影响,还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由于气候是一种全球公共物品,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必须依靠国际合作来推进,并通过签署国际环境协议获得制度性保障。 　　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气候谈判正式启动。 　　1992年达成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确立了稳定大气中温室气体的长期目标以及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等一系列重要原则。 　　1997年通过的《京都议定书》则为发达国家和转轨国家附件国家明确规定了2012年前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同时,为了帮助附件国家降低减排成本,《京都议定书》允许发达国家通过市场或基于项目的合作进行海外减排,并引入了3项不同的市场机制,即国际排放贸,、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 　　是指附件国家之间的碳排放交易。 　　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附件国家都分配到既定的配额排放单位,。 　　此后,各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购买或出售,以促进减排目标的实现。 　　机制是指允许附件国家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开展与减排有关的项目投资如应用新的节能减排技术、植树造林等,并从中获取排信用,其结果相当于在附件国家之间转让了一定数量的减排单位,。 　　在合作机制上与类似,但区别在于仅限于附件国家和非附件国家之间的交易。 　　在这一机制下,附件国家的投资者可以从其在发展中国家实施的、并有利于东道国可持续发展的减排项目中获取核证减排单位,,用于抵销本国同等数量的排放,或出售给其他附件国家。 　　上述3种市场机制不仅为附件国家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减排量提供了选择机会,而且借助于减排项目的全球配置机理,刺激了气候变化合作领域的国际投资,为世界各国实现更清洁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效的实施途径。 　　同时,这几种市场化机制还使温室气体减排量被明确赋予了商品属性,从而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发展。 　　二、日本参与国际碳交易的进展作为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日本同时也是一次性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国。 　　根据《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日本在第一承诺期2008~2012年的减排目标是在1990年基础上减少6。 　　但是,在《京都议定书》生效后的两年中,日本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呈现增长态势,2005年和2006年分别比1990年增加了8和64。 　　在现实压力面前,日本环境省曾考虑利用约束性措施限制国内企业的排放量,比如对石化燃料征收环境税等。 　　但是,由于受到日本产业界的强烈反对,这些设想没有能够付诸实施。 　　另一方面,日本已经是世界上能耗比最低的国家之一,在短期内通过技术创新进一步节能降耗的空间不大。 　　在这种情况下,利用《京都议定书》所设立的市场化机制,在海外购买碳排放权就成为日本的必然选择。 　　凭借资金优势,日本政府在2004年设立了碳权基金,总额约2万亿日元,并与官方发展援助结合,着手积极推进碳交易。 　　在此基础上,为了加强政府部门与国内相关机构和民营单位经济团体和财团企业在开展国际碳交易过程中的协调与合作,日本在2005年3月专门制定了日本京都机制加速方案,,参与方包括环境省、外务省、经济产业省等政府机构,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国际协力银行、日本贸易保险、日本碳基金等经济机构以及新能源与产业技术综合开发机构、地球环境中心、海外环境协力中心等环保科研机构。 　　根据日本政府的计划,2008~2012年期间将从海外购买1亿吨碳排放指标,这使得日本成为目前国际碳交易市场的最大买主之一。 　　从具体方式来看,和机制是近年来日本参与国际碳交易的主要渠道。 　　一机制下的碳交易在机制下,日本近几年来始终把中东欧国家作为碳交易的主要伙伴。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地区政治经济格局的演变,俄罗斯、乌克兰、波兰、捷克等中东欧国家的重工业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萎缩,温室气体排放量也随之大幅滑落,远低于《京都议定书》分配的配额。 　　因此,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