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主销区耕地集约利用研究.docxVIP

　　摘要中央政府要求主销区也要保证一定的口粮自给率，作为我国第二大主销区的浙江，耕地利用模式唯有向集约用地方向转变。 　　本文从耕地复种指数、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分析入手，分析了浙江耕地利用集约度与粮食生产效率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浙江耕地集约利用度和粮食生产效率总体处于下降状态，耕地自然本底条件是影响浙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的基本因素，而农业比较收益低是浙江集约利用水平整体下降的主要原因。 　　政府应通过引入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提高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水平以及提高省级财政对粮食功能区建设的支持力度等措施，提高粮食生产效率与农民粮食生产收益。 　　关键词耕地集约利用；粮食主销区；浙江１问题的提出中央政府要求主销区也要确立粮食面积底线、保证一定的口粮自给率，这一要求强化了主销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中的责任。 　　浙江是仅次于广东的我国第二大粮食主销区，目前的粮食自给率不足４０％。 　　随着中央强化对地方粮食安全责任的考核，如何稳定粮食生产能力是浙江面临的难题。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浙江的粮食总产量呈现快速下降的态势，２０１６年，浙江粮食总产量已不足２０年前的一半，耕地利用模式变化是粮食总产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为稳定粮食生产，浙江耕地利用模式唯有向集约用地方向转变。 　　目的不同，对耕地集约利用的理解、评价和测度存在差异［１］，地方政府基于分担国家粮食安全的视角，耕地集约利用的关注重点将会投向耕地利用效率特别是耕地的粮食生产效率，因而更多地从耕地的利用强度和单位面积产出来评价耕地集约利用；然而，耕地利用在微观尺度上是一种农户行为［２］，按照舒尔茨［３］２００６农民理性经济人假设，农户收入最大化的个体追求，会使得众多农户增加对收益更高经济作物的投入或将向二、三产业转移，降低粮食生产投入，从而导致粮食产出下降。 　　上述现象体现了耕地利用目标上政府和农户两者之间的冲突。 　　本文将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统计数据，从耕地复种指数、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单产分析入手，从省级和市级两个尺度，分析浙江耕地利用集约度与粮食生产效率的变化，在揭示进入新世纪后浙江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并基于粮食主销区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的视角，阐述相关政策启示，协调政府与农户在耕地利用目标上的冲突。 　　２省级尺度上耕地集约利用度的变化２．１复种指数变化。 　　复种指数是耕作制度研究中衡量耕地资源集约化利用程度的基础性指标［４］，庞大人口的粮食需求以及有限的耕地资源约束，我国长期以来采用多熟种植模式，通过提高耕地利用率，来增加单位面积的农作物产出。 　　本文以耕地面积数据和作物播种面积数据，分别计算了２００５～２０１４年间我国以及浙江省的耕地复种指数。 　　由于２００９年全国耕地面积数据依据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做出了重大修正，致使该年耕地复种指数出现异常大幅下降，为了便于比较，将研究区间划分为两个时间段，其中，２００５～２００８年，我国复种指数从１２７％增加到１２８％，２００９～２０１４年，从１１７％上升至１２３％，年均增长１％。 　　上述两个时段数据存在统计口径的差异，但计算结果均显示，我国耕地复种指数总体呈稳定上升态势，也反映了我国耕地集约利用水平呈稳定提高态势。 　　与全国总体上升态势截然不同的是，浙江的耕地复种指数快速下降，从２００５年的１４６％下降到２０１４年的１２２％。 　　耕地复种指数是反映耕地利用强度的指标，耕地复种指数下降，意味着单位耕地面积上投入资金、劳动力的下降，也意味着耕地对农户提供的就业机会和收入保障效用减少［５］，农户将更多的资金与劳动力从农业生产转移配置到收益更高的非农行业，复种指数降低是农户追求资本生产率以及劳动生产率最大化的理性选择。 　　浙江耕地复种指数的下降，反映了浙江耕地集约利用水平降低的态势。 　　非农就业机会增加，耕地经营比较收益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无疑是耕地复种指数下降的主因。 　　浙江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是传统的水稻一年两熟地区，１９７８年，浙江省双季稻与单季稻面积比例高达１８．９８∶１，到了２０１４年，上述比例只有０．４０∶１，浙江水稻生产已变为单季稻种植为主。 　　除此之外，耕地结构急剧变化、耕地整体质量下降也是这一时期耕地复种指数下降的原因。 　　本世纪初，土地折抵指标等土地利用体制改革措施的实施，浙江建设用地快速扩张，大量优质耕地变为建设用地，而上山下海式的耕地补充方式导致的耕地质量整体下降以及新垦耕地基础设施的不完善［６］，造成了耕地抛荒尤其是季节性抛荒现象的增多。 　　调研显示，在抛荒的耕地中，立地条件差、肥力低、坡度高、蓄水弱且水利道路等农田基础设施不完备的新垦耕地比例最高。 　　２．２粮食播种面积变化。 　　在浙江耕地利用集约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