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教育纷争的根本保障综述.docxVIP

　　2009年7月18日，北京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和教育法研究中心筹共同举办了学位制度建设——西北政法大学‘申博’案法律分析研讨会。 　　我应邀参加了此次研讨会，由此案引发了诸多思考。 　　下面谈的几个问题就是这些思考中的部分内容。 　　一、关于本案的意义从1999年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及其学位评定委员会案，到2009年的西北政法大学申博复议案，跨度10年，两个案件都给人们带来了对我国学位制度的反思契机，两个案件都被评价为里程碑式的案件，而前一案件的结局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提示了后一案件的发展走向，起码可以说，在中国目前阶段尚未制定解决该类纷争的具体法规范的情况下，仅以程序法治的原则来进行判案，尽管可以说有其必要性，也能体现其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其可行性则是不能不令人质疑的。 　　1999年，海淀区人民法院受理了刘燕文的起诉，并依法作出一审判决，曾一度成为令学界和实务界为之欢欣鼓舞的标志性事件之一。 　　然而，该案的第二审予以发回重审，海淀法院只能以过了时效为由驳回刘燕文的诉讼请求。 　　一度受理并作出判决的案件，竟然不能中断其时效！不容否认的一点是，该案的结局恰好证明了，仅以程序法治原则判案而没有具体法规范支撑，要获得实质性救济是很艰难的。 　　2009年，西北政法大学申博复议案，作为中国高等学校对教育行政部门提起行政复议的第一案，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本案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为人们思考我国的学位制度，思考对于高校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冲突从内部调解到选择行政复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思考专家和学术的独特品位及其在现代教育评价中的定位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和途径。 　　然而，该复议案的发展走势基本上可以从前述刘燕文案的结局得到一定的参考。 　　且不说关于本案提起行政复议是否依法、受理是否依法、主体是否适格、程序是否合法等问题在实务界和理论界皆有不同观点，单就提起复议后乃至将来诉至法院后，行政复议机关作出复议决定和法院作出行政诉讼判决将面临无相应法规范依据的难题这一层面来考虑，该案的发展走势也许会很令人尴尬。 　　我的观点是——该复议案件的提起本身是否有足够的立法依据尚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对该案件的审理因无相应法规范可依，因而决定了其结果将必然地无法依法作出支持申请人申请的复议决定，如果将来提起行政诉讼，同样也无法依法作出支持诉讼请求的判决。 　　尽管如此，本案的重大意义并不会因为其结果或者发展走势如何而受到影响。 　　本案给人们提供了思考的契机，理论界的深入剖析一定要全面展开，切忌浅尝辄止，仅停留在实务描述的层面，甚至仅提升为政治评议高度，而不去进行深层次的学术理论探讨和架构。 　　只是说这样的案件很重要，一定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进学位制度改革，促进学位制度中的程序改革，助推整个教育法制的发展，等等，就像刘燕文案之后我国学位法立法工作一直在进行却至今没有完成一样，相应的立法不能及时跟进，岂不枉费了该案的作用和意义？！二、对我国学位制度的总体认知我国1980年制定并于1981年起施行的《学位条例》，所确立的是国家学位制度，在学位制度安排上注重行政管理方面的功能，这样一种制度安排，与当时我国刚刚恢复高等教育和初创学位教育的现实相一致，在其后一个时期中确实发挥了规范、引导和促进我国学位制度乃至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作用。 　　《学位条例》对学位授予单位的规定非常粗放，只是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学研究机构授予。 　　学位授予单位及其可以授予学位的学科名单，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提出，经国务院批准公布。 　　三、新增单位立项建设规划的合理性问题一新增单位应当着眼于特定学科而不是整个学校招收硕士生、博士生的资格，应当只是基于某一个学科的实力而授予，而不是以某大学的综合实力为标准。 　　具体说来，即使某大学诸多方面的指标皆不上档次，但如果该校的某个专业学术水平很高，则该专业应当具有招生资格；即使某大学某专业的诸方面指标都不上档次，但某专业的某位教师学术造诣很深，则该教师就应当有资格带硕士生、博士生。 　　这是学位制度本来应当最为关注和作为其正当性支撑的要素。 　　二新增单位立项建设规划在期间设置上的不合理性在没有法规范支撑的情况下，搞一个规划，将迄今为止每隔2年进行一次的学位点评审制度改为以8年为期的新增单位立项建设规划申报制度，且不说其合法性问题，仅就这种期间设置上的不合理性来说，就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 　　我国高等教育需要不断发展，每一所高等院校都在不断发展之中，从媒体报道可以看出，许多学校为申博而不遗余力，这种趋势有助于推进学校增加相关领域的投入，最终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新增单位立项建设规划在指标分配上的不合理性关于指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