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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指导性行政案例中法律解释方法现状分析截止201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已先后公布六批指导性案例，其中包括5例行政案件。 　　对于法律规定比较原则的、疑难复杂或者新类型的行政案件，法院主要采用文义解释、目的解释这两种法律解释方法，遵循文义解释———目的解释的运用位阶次序。 　　具体到指导性案例6号黄泽富、何伯琼、何熠诉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该案的裁判争点是没收较大数额涉案财产的行政处罚是否属于《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的当事人享有要求举行听证权利的行政处罚。 　　该条在明确列举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这三种行政处罚决定后出现了等字。 　　文义解释一方面可以当作第一个方向指标，另一方面可以划定解释的界限［4］。 　　从本案的裁判理由可知，司法者正是在此意义上利用文义解释方法，认为此处的等为不完全列举的示例性规定，其所概括的情形还包括与明确列举出的三种行政处罚程度相当或者具有相同属性的其他行政处罚。 　　继而受案法院运用目的解释方法将没收较大数额财产的行政处罚纳入听证范围，以证成裁判结果的正当性。 　　《行政处罚法》所追寻的目的之一便是保护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行政处罚决定的合理合法，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处罚权。 　　第42条通过设定听证程序，赋予行政相对人陈述权和申辩权，贯彻上述目的。 　　而本案被告在作出严重影响原告财产权益的行政处罚时，并未告知原告享有听证权利的事实，剥夺了其本应享有的程序权利，使行政相对人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 　　若不予以撤销，必将影响行政法律目的的实现。 　　又如指导性案例21号内蒙古秋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诉呼和浩特市人民防空办公室人防行政征收案，法院经由目的性解释方法的应用，将违法建设行为排除在免除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相关规定的适用范围之外。 　　指导性案例22号魏永高、陈守志诉来安县人民政府收回土地使用权批复案亦是如此。 　　二、我国行政司法审查中法律解释方法缺陷探析尽管法律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大都能为社会所接受，被奉为精品案例模范案例的指导性行政案例更是充分展现出司法者成功运用法律解释方法的因素，但是我们仍然必须正视其解释方法的所具有的缺陷，以求得更好的发展。 　　一忽视行政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价值取向性，其并非一种简单的形式逻辑的操作，解释法律时必须进行价值判断。 　　而法律绝不仅是徒具语言形式的东西。 　　它有所志，有所意味2。 　　人们透过法律规范以追求某种目的，以贯彻某些价值。 　　释法又不同于造法，故法律解释者要查明所欲解释的法律包含的价值判断，并服从这种判断。 　　在实务中主要表现为对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的利用。 　　毫无疑问，行政法解释必须受制于行政法的内在价值，解释方法的选择与运用也必须基于对行政法解释价值取向的考量。 　　不同的法律解释方法有不同的侧重点。 　　如历史解释主要着眼于立法原意，目的解释则强调法律在适用当下的规范目的。 　　根据前述的考察，目的解释在我国行政司法审查中使用频率最高，其他解释方法甚少。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行政法解释偏重于对法的妥当性的维护。 　　而笔者认为，行政法最重要的内在价值为维护宪政，保障行政法治。 　　这就意味着，行政法解释原则上应以法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价值取向，再兼顾法的妥当性，维护实质正义。 　　虽然有些情况下，不同解释方法的适用可以得到相同的裁判结果，也不影响裁判结果的妥当性。 　　如指导性案例6号便如此。 　　但从长远来看，势必阻碍我国宪政体制的发展和法治原则的实现。 　　二解释方法元规则缺位解释方法的元规则即解释方法的位阶。 　　法律解释在长期的实践中积累了许多解释方法，但解释方法不具有保证法律规范准确适用的功能，经过解释只能获得可能答案而非唯一正确答案［5］。 　　因此，我们需要解释方法元规则，以确保解释方法的适当性，以保证裁判结果的公正性。 　　从反面来看，解释方法元规则的缺位，使得法律解释学难以具有方法论的意义［6］。 　　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判决结果常常充满变数。 　　在我国行政司法审查实践中，释法者严格遵循先文义解释再论理解释的方法位阶。 　　但论理解释中并非只包括目的解释这一种方法，随着解释发展的深入，各种论理解释方法间的冲突也必将凸显，它们间的位阶如何，都需要我们做出解答。 　　且与民法、刑法不同，行政法不存在统一的法典，规范数量庞大，效力层级复杂，不确定概念较为多见，更易因释法者观点的差异而引起解释的对立。 　　特别是在行政法制较不健全的当下，行政法解释元规则的确立显得格外重要。 　　此外，解释过程实质上也是释法者主观性展现并发挥作用的过程，元规则的确立能对释法者产生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