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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分析 　　［摘要］法律条文既体现其所属的整部法律的立法目的，同时又有独有的立法目的。 　　从立法目的角度分析一个法条，才能在实践中真正理解、正确实施、切实发挥法条的功效。 　　2012年《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与正当性。 　　在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这个大的立法目的的框架下，该条款的立法目的是解决行政执法中收集的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 　　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适用的主体、方式等具体问题，还需要立法以及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 　　［关键词］《刑事诉讼法》;立法目的;证据;行政证据;刑事证据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六章规定的很多罪名都与行政违法行为关系密切，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违法程度、社会危害程度不同。 　　也就是说，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一旦发现行为人的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比较严重，很可能就会转入刑事诉讼程序，由司法机关依法侦查起诉与审判。 　　这就带来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 　　之所以行政证据难以在刑事诉讼中运用，与二证据之间存在的多种区别是分不开的。 　　《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的规定，既明确了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适用，即赋予了行政证据以刑事证据能力，也改变了以往证据转化的传统做法。 　　［1］一、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合理性与正当性一法理基础。 　　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许多犯罪行为，可以在行政法中找到与之对应的对社会危害程度较小的行政违法行为。 　　［2］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都是有违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行为，都是应承担一定法律责任的行为，可以说二者具有内在一致性。 　　虽然说行政违法行为与刑事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程度不同，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二者的行为与侵害的法益表现出一些共同特征，这反映出对某行为追究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之间的联系。 　　行政机关在社会治安管理与维护市场经济中发现违法行为后，就会收集一些证据材料，对行政相对人采取行政处罚或者强制措施。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在某些方面相同或相似，而且行政违法行为与某些犯罪行为具有内在一致性，责任追究上又有关联性，合法的行政证据既然能够证明行为的违法性，当然也能证明行为的犯罪性。 　　这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奠定了法理基础。 　　二现实必要。 　　由于行政与刑事程序的衔接，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不可避免。 　　21世纪初，我国颁布了有关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案件移送的规范性文件，如2001年《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规定》、2001年《人民检察院办理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这些文件中对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衔接的规定不具体、不明确，加之它们的效力位阶较低，在实践中的应用也是有限的。 　　在2012年《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司法实践中的习惯做法是将行政证据通过一定方式转化为刑事证据使用，但仍缺乏转化的相关标准。 　　行政机关的专业人员会运用专业知识在第一时间固定和收集行政违法行为的证据，这些证据对转入刑事诉讼程序后司法人员认定案件事实、追究刑事责任也非常重要。 　　由于某些证据具有不可恢复性，事后不可能进行重新收集和扣押［3］，行政机关在对证据采取一定措施予以保全和固定以后，如果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不予运用，再重新收集已不可能。 　　所以说，实践中的不同做法以及证据的某些特殊情况为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提供了现实必要。 　　三重要价值。 　　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除了具有法理基础和现实必要外，还有重要价值，即降低经济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刑事证据比行政证据的要求要高很多，这种严格性会导致行政证据被拒于刑事诉讼大门之外。 　　在将案件移送给司法机关以后，司法机关需要重新收集证据，这会导致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大量耗费。 　　由于证据的基本属性相同，而且法律对证据收集主体与程序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行政证据随案移送到司法程序则既可以省略司法工作人员的相关工作程序，减少司法成本，又能提高诉讼效率。 　　对不能再次取得的证据的使用，更体现了两种证据衔接的重要价值所在。 　　二、从立法目的角度理解《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是第一次在法律层面对行政证据与刑事证据的衔接作出规定。 　　此后，《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细化了《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规定。 　　该条款字数不多，从表面字义上不难理解，但要真正在实践中运用好，需要从立法目的角度去理解与分析，真正明确其内在涵义。 　　一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之理解。 　　对证据一词的不同理解，使对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理解存在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