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docVIP

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来源：《历史研究》2001年 第2期? 作者：张国刚 ? ??? 总结２０世纪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既需要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又要能具体地点出各研究领域的代表性作品和前沿性问题。我主编的《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天津教育*，１９９６）曾经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对２０世纪以来隋唐五代史研究史做了一个基本的描述，而目前唐史学界更组织了一大批力量进行世纪性的全面总结。限于篇幅，本文只对百年来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情况做一简单回顾。?　　?　　一　概观?　　?　　尽管人类编年符号的更替并不一定与学术发展的规律同步，但是２０世纪确实是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学术知识体系建立与发展的时代。运用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方法和视野去整理国故，是五四以后学术发展的主流。其主要特征不外乎陈寅恪所概括的“二重证据法”：“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就隋唐五代史断代研究而言，２０世纪初叶仍然带有比较明显的旧的时代特征。据统计，１９００—１９４９年发表的隋唐五代史论文约１１００篇，著作不下１５０种。前３０年内发表的论文不多，主要是考证性文字。其中史籍考订４１篇，其他考证文章２４篇，论述性文章仅８篇。人物研究的文章涉及近１５０人，绝大多数为文学人物，政治、学术人物仅有１０％。最能体现这个时期时代特色的是西域考古学论文。黄文弼、向觉明（达）等介绍了西域考古的新收获；罗振玉、蒋斧、王仁俊、刘复等刊行了敦煌残卷；韩儒林翻译介绍了西方学者对突厥三碑的研究成果。１９３７年以前，主要局限在考史、补史方面，包括运用新材料如西域出土文献所做的考订。３０年代起，以陈寅恪为代表的一些唐史学者，运用西方新的理论学说，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使唐史研究出现了别开生面的格局。?　　无论从哪方面看，３０—４０年代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都取得了很大成绩，是２０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一个高峰。社会经济史和财政史研究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代表性著作是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上海新生命书局，１９３４）以及他与陶希圣合著的《唐代经济史》（商务，１９３５）等。代表性的论文有叶芷荪《隋唐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２，１９３４）、吕振羽《隋唐五代经济概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２：４，１９３５）等。《唐代经济史》以其新的学术视野和问题意识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当时的重要报刊如《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中国社会经济集刊》等都发表了书评。《食货》双周刊在１９３３年创刊后发表了许多关于唐代经济史和财政史方面的论文。该刊发起了唐代经济史讨论，将论文汇编成集出版；也翻译和介绍了不少日本学者的经济史著作。从此以后，租庸调、两税法、均田、庄园、漕运、邸店、盐铁、茶税、钱荒等成为中国学者研究唐代经济史、财政史经常涉及的课题。?　　在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史方面，陈寅恪《元白诗中俸钱问题》（《清华学报》１０：４，１９３５）、刘樊《五代的幕府》（《食货》５：１，１９３７）、桑伯华《汉唐间地方行政区分的演变》（《天津益世报·食货》２７，１９３７６８）是比较早的论文。抗日战争以前对于隋唐五代重大政治事件、政治思想和重要军政人物的研究成果并不突出。少数评点式的论文可以见到，如马其昶《唐代藩镇论》（《民彝》１：４，１９２７）。但是大多数成果都是考证性或史料编纂性的作品，如孙诒让《唐静海军考》（《国粹学报》５：９，１９０９）、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连载于１９３０—１９３１年《东北丛镌》）等。这些都仍然反映了传统的研究方式。这个时期比较引人注目的讨论是刘盼遂、朱希祖、陈寅恪等人关于李唐先世氏族的研究。陈寅恪关于李唐氏族的意见，后来在４０年代出版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有集中的体现。在社会史研究方面，３０年代广义的社会史内容很丰富，除了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外，还包括妇女、婚姻、家庭、宗族和社会制度等方面。董家遵《唐代婚姻制度》（《现代史学》１：１—２，１９３３）、黄现《唐代之贱民阶级》（《师大月刊》１３，１９３４）等等是其时的代表作。?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前期是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二个高潮，其主要标志是出版了多部断代史作品，从１９５５—１９６５年１０年间出版了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上海人民，１９５５）、吴枫《隋唐五代史》（人民，１９５７）、岑仲勉《隋唐史》（高等教育，１９５７）、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海中华，１９５９）、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三联，１９６１）、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二两册（人民，１９６５）。显然，这对于隋唐五代史学科体系的建设，促进隋唐五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都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些断代史著作的内容和体例各有特色。岑著《隋唐史》基本上是札记性质，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