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立法监管问责制论文.docxVIP

　　关键词高管问题薪酬董董相护合理性审查内容提要如遇高管薪酬，董事就可能基于互惠和群体思维等情景以及单纯接触效应和框定效应下的生物本能，无意识地董董相护，高管寻租如愿以偿，自应对董事问责。 　　理性回路下的注意路径不能对情感回路下的董董相护对症下药，实际上放纵了高管问题薪酬。 　　以诚信路径予以涵摄，则可以不枉不纵。 　　是否构成董董相护，需借助于高管薪酬的合理性进行推论。 　　基于高管薪酬合理性边界的模糊性，拿捏高管薪酬的合理性，需以企业价值最大化为指针，借助高管薪酬的标准、水平和结构的合理性，厘定相应的参照系。 　　一、问题的提出金融危机袭来，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和变味薪酬等问题薪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舆论哗然，社会公众愤愤不平。 　　高盛集团和花旗集团等华尔街投行巨头在危机之中依然我行我素，高薪重奖，惹来众怒，被奥巴马总统怒斥为可耻[1]。 　　在我国，企业高管的高薪丰酬同样被推上舆论的浪尖。 　　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高管亦官亦商的双重角色，引发出了中国特色的国企高管高薪谜团。 　　上市公司作为企业群体的佼佼者，高管薪酬大跃进，而企业并未相应地做大做强，不少企业利润一降再降，薪酬涨了再涨，越亏薪水涨得越快，即使业绩下滑甚至严重亏损，高管照样领取丰厚的薪酬。 　　这种现象令人痛心，从而让人们产生了高管薪酬是否物有所值的薪酬之迷。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掌门人马明哲2007年度6616．1万元天价薪酬饱受各界质疑和舆论诟病后，2009年初高管们共克时艰之举更出人意料，相继有448位掌门人放弃2008年度薪酬，这种零薪酬甚至让人觉得更可怕[2]，高管薪酬的随意性更是让人产生薪酬之惑。 　　面对铺天盖地的质疑，高管们也是满腹委屈，振振有词地回应道薪酬又不是自己定的，是董事会定的，董事会的薪酬委员会是以独立董事为主导的呀[3]。 　　言外之意，独立董事是值得信赖的，董事会的高管薪酬决策是值得信赖的。 　　面对形形色色的问题薪酬，我们不禁要追问独立董事真的客观独立吗？董事会的高管薪酬决策值得完全信赖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董事需为公司最佳利益行事，而他们慷公司之慨，拱手奉上问题薪酬，显然与公司利益背道而驰，理应对其问责。 　　奇怪的是，一旦爆出高管的问题薪酬，矛头均指向支薪高管，习惯性地斥责高管，似乎与作为薪酬决策者的董事们无关，这显然是本末倒置了。 　　如果董事们跟着感觉走，习惯性地将脑袋借给高管，问题薪酬必将泛滥成灾，进而危及公司治理大厦之根基。 　　为何炮制问题薪酬的董事往往安然无恙，糟糕一点的也不过有惊无险而已呢？这说明，针对高管薪酬决策的董事问责路径和相应的司法审查标准，即使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不完善的。 　　那么，以何种标准审查问题薪酬才能对症下药呢？采用何种审查标准，才能遏制董事们跟着感觉走呢？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解析问题薪酬的形成机理，为探索其问责路径和相应的司法审查标准提供铺垫。 　　二、董董相护与高管的问题薪酬董事们为何心甘情愿地将脑袋借给高管，习惯性地接受其薪酬要求呢？下文将运用寻租理论解说高管权力如何影响高管薪酬，进而变相自定薪酬。 　　在此基础上，运用社会心理学和行为经济学理论解析董董相护的心理学机理。 　　一高管变相自定薪酬的寻租理论解说高管应尽可能避免自我交易，以免脚踏两只船，高管薪酬则是不可避免的自我交易。 　　全球公司治理改革浪潮的重要成果，就是在董事会层面构建了高管薪酬的利益冲突隔离机制，由独立董事主导的薪酬委员会审核高管薪酬。 　　如果说独立董事真的客观独立，董事会的高管薪酬决策值得完全信赖，也就没有问题薪酬的生存空间了。 　　然而，现实却是问题薪酬比比皆是。 　　原因何在？在高管权力面前，前述利益冲突隔离机制似乎不堪一击，轻而易举就被自我击退，高管变相自定薪酬大行其道。 　　这样，从大门赶走了高管自定薪酬之前狼，高管变相自定薪酬之后虎又从窗户跳了进来，难怪不管企业业绩如何，高管薪酬都是一路攀升，甚至逆水而上，无功受禄。 　　薪酬激励本来旨在降低代理成本，鼓励高管将企业做大做强，而薪酬与业绩基本不相关，凭直觉就能感觉得到高管权力的影响了。 　　其实，这种感觉是完全有道理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寻租理论令人信服地解说了高管权力是如何扭曲薪酬的。 　　长期以来，以墨菲和詹森为代表的最优契约理论系解释高管薪酬合理性的主流理论，而面对俯拾皆是的问题薪酬，就明显有些苍白无力了。 　　哈佛大学伯切克和弗里德则另辟蹊径，提出了寻租理论，清晰客观地但又最终振聋发聩地分析出，企业高管寻租致使其薪酬畸高。 　　该理论的提出犹如石破天惊，引发了双方激烈的交锋和论战，最终最优契约理论也承认高管权力起了作用，寻租理论得到了认同，但它并不取代最优契约理论，而是弥补了最优契约理论的不足，解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