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争论”与“要辩论”：孰是孰非？.docxVIP

　　【正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这在我们国内似乎是没有争论的。 　　但是，对邓小平理论有一个理解问题。 　　邓小平的同一个论断，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至于看来似乎自相矛盾的观点，论者各执一是，那就更不奇怪了。 　　不争论和要辩论是两个显然不同的观点。 　　这两个观点邓小平都说过。 　　他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 　　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 　　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 　　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 　　邓小平的这个不争论的观点有广泛的影响，常常被人引用。 　　现时有些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搞改革开放，就是要不问姓‘社’姓‘资’，冲破姓‘公’姓‘私’，并且声称这就是邓小平的理论。 　　如果你不同意这种观点，同他展开讨论，他就祭起不争论的挡箭牌，封住你的口。 　　不问姓‘社’姓‘资’，冲破姓‘公’姓‘私’，这果真是邓小平的观点吗？不争论确是邓小平的话，但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是否任何问题、任何场合都不争论呢？在贯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的时候，这样的问题是很有必要搞搞清楚的。 　　其实，邓小平并不是任何场合都提倡不争论的。 　　1979年，在一次研究经济工作的会议上，他说了这么一段话，大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这是很自然的。 　　……这次会议大家要充分地把矛盾摆出来。 　　我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 　　真理就是辩出来的。 　　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1页。 　　1992年的讲话和1979年的讲话都是针对经济决策问题讲的，而一则曰不争论，一则曰要辩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该如何理解呢？有人认为，1979年和1992年相隔13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形势不同，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我认为，要不要辩论或争论，取决于事物的性质和场合，同时间和形势是没有关系的。 　　不能认为，党自己还没有处于主宰地位时，就提倡要辩论，使自己的主张有可能被接受，而一旦自己处于主宰地位时，就搞不争论，强制推行自己的主张。 　　这不是处理问题的正确态度，也不符合邓小平的一贯作风。 　　就经济问题的决策而言，决策前和决策后就不同。 　　决策前，当集思广益，就应提倡要辩论，否则，搞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没有不坏事的。 　　我们建国后前30年的经验，足为殷鉴。 　　但辩论不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辩论到一定的时候，就应作出决策，而一旦作出决策，就要提倡不争论，大家都去贯彻执行已决定的政策，由实践经验来判断决策的正确与否。 　　否则争论不已，议而不决，决而不行，那就什么事情都办不成了。 　　邓小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分别提出要辩论和不争论的。 　　1979年10月4日在中国共产党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座谈会上，邓小平就经济工作的一些问题谈了他的观点，征求大家的意见，所以提出要求大家好好辩论辩论，以便中央集中大家的意见作出决策。 　　这是在决策前，提倡辩论是为了发扬民主，集思广益。 　　1992年在南方讲话中的不搞争论，是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同当地一些领导同志谈话时，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经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决定在农村改革中搞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还建立深圳、珠海、厦门、汕头四个经济特区。 　　当时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 　　对于中央决定的政策有不同意见，邓小平主张不搞争论，也不强迫，允许看，让实践经验来说话，这样大家慢慢就跟上来了。 　　在1992年，经济特区和农村改革都已显示成效，开始时的不同意见也就消除了。 　　不搞争论，这是指政策决定后如何推行来讲的。 　　是要辩论还是不争论，不仅需视情况不同而定，也要看问题的性质而区别对待。 　　上面说的是政策问题，决策前和决策后应有不同，如果是理论问题，那么，如果有不同意见，任何时候都要提倡讨论，不能用不搞争论来压制不同观点。 　　如像真理标准问题这样的理论问题，邓小平是提倡、支持和积极参与辩论的，这是大家都熟知的，前文提到的不问姓‘社’姓‘资’，冲破姓‘公’姓‘私’，这是一个对实践有巨大影响的理论观点。 　　它是不是邓小平的观点？我们能不能用这样的观点来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就应该好好辩论辩论，决不能搞不争论。 　　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中有这么一段话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 　　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是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