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层次思考.docVIP

对减轻农民负担问题的深层次思考 我国农民负担沉重主要是由于长期实行的政策制度造 成的。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农民负担沉重问题，必须对直 接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规予以废除和改革： 调整“挖农补工”政策，消除人为剪刀差；废除城乡隔离 政策，取消“双重标准”；深化税制改革，统一城乡税制。 城乡居民应在承担国家税收和享受政府公共服务等方面享 有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负担是指农民向国家、集体和 社会无偿支付和承担的一切费用、实物、劳务和压力的总 和。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 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 农民负担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曾几何时，农民负担沉重 曾一度发展到“不堪承受”、“民怨沸腾”的程度。如此严 重而尖锐的农民负担问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进行深层次 的理性思考。笔者认为，我国农民负担沉重主要是由于长 期实行不合理的政策制度造成的。要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农 民负担沉重问题，国家决策层应该从更高的层次上、更宽 的视野上、更有力的改革上述行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对 那些人为制造城乡有别、工农有别、农民与市民有别的 “双重标准”、直接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政策制度和法律法 规果断地予以废除和改革，使农民作为共和国公民在负担 国家税收、享受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接受义务教育、 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城市居民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一、调整“挖农补工”政策，消除人为剪刀差 建国后，我国照搬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实施工业 化（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为了确保工业化优先发 展所需的原始积累，国家从19 53年开始对农产品实行统购 统销政策，人为地实行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隐蔽地获 取工业化所需的原始积累资金，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 差一直持续到现在。尽管1985年国家改农产品统购统销为 合同订购，但政府凭借行政权力下达订购任务、垄断主要 农产品收购市场和价格的基本方式并未改变，剪刀差依然 存在。据测算，195 4—一1978年国家通过剪刀差从农民手 中获取5100亿元的巨额资金；1978——1991年剪刀差累计 己高达亿元，相当于同期农业生产总值的22 %; 1987 19 91年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高达10⑻——1 9⑻亿元，成倍 高于改革前的数额，进入2 0世纪90年代以后，剪刀差还 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每年剪刀差绝对额都在1000亿元以上。 这说明本来还很贫困的农民每年还要通过国家“挖农补工” 的剪刀差政策向工业、城市和市民支付高达100 0亿元以上 的负担。这种工农业产品不等价交换所形成的价格剪刀差， 给农民造成的负担时间之长、数额之大，在历史上都是绝 无仅有的；对于至今仍在为温饱问题而与大自然苦苦抗争 的中国农民来说，是绝对不公平的。但大多数农民并不清 楚个中缘由，因为这种农民负担方式和方法具有很强的隐 蔽性特征，在农民看来，国家的统购或合同订购任务就是 “公粮”，而“皇粮国税、天经地义”，何况国家还是付了 钱的（尽管农产品收购价格大大低于其价值、甚至大大低于 成本）；再加上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高压控制，故而未能 引起农民外向的强烈不满。但这种隐蔽地加重农民负担的 做法却是以农民的长期贫困和农业的长期落后为代价的。 建国后我们在选择优先发展工业化战略时，曾将工业 化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实行“挖农补 工”，农业支持工业发展；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实行“农工 自补”，农业与工业平等发展；在工业化后期阶段，实行 “以工补农”，工业反哺农业发展。学术理论界普遍认为，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工业化初期阶段即农业向工 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的历史时期已经完成。按理说，国家应 该及时调整“挖农补工”政策。但是，国家宏观经济政策 却仍然实行工业化初期阶段的“挖农补工”政策。这种持 续长达半个世纪的挖农补工的剪刀差政策，使农民以自身 的贫困支撑起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城市的繁荣以及市民生 活水平的提高，整整两、三代农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 可惜现在许多“城里人”似乎并不能看到这一点，或视而 不见，反而歧视农民、排斥农民、甚至敲诈农民，这在农 民沉重的经济负担之上，又加上了更为沉重的心理负担、 精神负担和安全负担。而现在身居城市的决策者，也似乎 遗忘了他们当年的“诺言”，这是很不应该的。 农业本身是一个比较效益低的弱势产业，农业生产由 于主要受自然界的影响而十分脆弱，其自身的增值和积累 的潜力十分有限，农业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利地位是显而易 见的。即使是在农业生产力水平相当高、早已实现了农业 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也都一致对农业实行特殊的保护 和扶持政策，对从事农业生产的人直接支付农产品生产补 贴，以确保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能获得平均利润。“以农业为 基础”，是我国基本国策的第一条；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是 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