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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大地上一张文明和智慧织就的网——五彩斑斓的运河文化阅读水是文化的孕育地。水的流动，带动了文化的交流与融通。繁忙的运河使长江流域的文化形态得以随着水的流动，散播到水系和水系以外的地方，成为文化繁荣的推手。长江流域内外的区域文化因运河而充分融合，相互影响。在博大精深的长江文化中，五彩斑斓的运河文化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运河融通文化　　在陆路交通极不发达的时代，一个地方文明与文化的形成与传播，多半与江河有关。当水流贯通，河网沟通，航运畅通时，文化融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灵渠的开凿，沟通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不仅为秦始皇统一岭南奠定了可靠保障，同时也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融合。秦汉以后，岭南统一于中华，岭南与中原的交流日益密切。岭南统一后，灵渠成为推动中国岭南开发、发展、繁荣和经济重心南移的大通道。　　灵渠凿通，湘漓汇流，使地处楚越之交的特殊地理位置的兴安成为连接中原与岭南的重要纽带。多民族在这里融合，中原汉文化、楚文化和岭南百越文化在这里交融。兴安民居青砖灰瓦、马头墙、花格窗、吊脚楼、木板墙，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既传承了一些秦汉风格，又有明显的南国神韵。春节贴春联、放鞭炮、拜年、舞狮；元宵吃汤元；清明扫墓祭祖；端午划龙船、插菖蒲；农历六月六尝新米；七月半祭祖先；中秋吃月饼、插柚香；结婚娶媳唱贺郎歌、闹洞房；丧葬请鼓乐班子奏哀乐、唱孝歌、出殡喊祭“闹丧”等，兴安以及岭南与中原地区风俗大同小异。　　在京杭运河沿线，由于方便的交通条件所带动的南北方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相继兴起了一系列工商业城市，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隋朝大运河通航后，沿线的杭州、镇江、扬州、淮安等城市先后发展起来。隋唐时期的扬州，由于地处大江南北交通要冲，水运便利，商贾云集，百货充斥，工商业极为发达，成为江淮的财赋中心，谓之“雄富冠天下”，繁荣超成都，以致当时有“扬一益二”之说。　　京杭运河还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通道，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大陆延伸。唐朝，日本的遣唐使、高僧等都是沿运河到唐都长安。唐时日本高僧圆仁，北宋神宗年间日本僧人成寻，都曾沿大运河旅行，留下了《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参天台五台山记》等珍贵文献，对唐、宋运河有完整、详细的记录。元代马可.波罗曾在运河城市扬州、杭州等地生活与任官。明代朝鲜使者崔溥在《漂海录》中亦有在京杭大运河上旅行的记载。　　运河孕育文化　　运河既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运河在传递物质文明的同时，也促进了各种文化间的交融。　　京杭运河畔的杨柳青镇，就得益于运河的滋润。繁忙的运河不仅成就了杨柳青镇的经济繁荣，还成就其独树一帜的文化。当年的杨柳青镇，民歌、小说、戏曲等文艺创作方兴未艾，剧院、说书场人头攒动，人们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明代著名小说家吴承恩第一次乘船赴京，停泊杨柳青镇时，写下了一首《泊杨柳青》：“村旗夸酒莲花白，津鼓开帆杨柳青。壮岁惊心频客路，故乡回首几长亭。春深水暖嘉鱼味，海近风多健鹤翎。谁向高楼横玉笛，落梅愁觉醉中听。”诗中描绘了运河张帆的船舶，沿河的民居，傍水的酒肆。清朝蒋诗写有《沽河杂咏》：“皇船坞口是渔家，杨柳青青拂岸斜。绝似西湖好风景，二分烟水一分花。”　　“千载御河蕴真趣，百代古镇绽丹青”。杨柳青年画是杨柳青古镇的文化名片。运河的畅通，使南方长于雕刻的民间年画艺人和精致的笔墨纸张、水彩原料源源不断地到了杨柳青，这为杨柳青年画注入了新的活力，让这里的绘画艺术得到新的发展。当这些被誉为国之瑰宝的年画，通过运河运到各地时，杨柳青镇也就扬名海内外了。　　灵渠所在的兴安，是人文历史集中之地。自秦始皇开凿灵渠之后，过往兴安的文臣武将、墨客骚人不计其数，为兴安平添了许多历史文化底蕴。唐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柳宗元改任柳州刺史。赴任途中路过全义，见全义县政通人和，欣向荣景象，不禁有感而发，挥笔写下华章《全义县复北门记》。明代大学士解缙因为触怒明成祖朱棣而被贬广西，经过灵渠时作诗《兴安渠》：“石渠南北引湘漓，分水塘深下作堤。若是秦人多二纪，锦帆直是到天涯。” 郭沫若游览灵渠后，称赞“灵渠与长城南北相呼应，同为世界之奇观”。　　运河孕育的文化多姿多彩。中国国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两幅反映运河的古画。一幅是北宋宋徽宗年间，张择端绘制的《清明上河图》。它以都城汴梁（今开封）的汴河为背景，通过千姿百态，各不相同的近千个人物和疏密有致的沿河街巷建筑景致，描绘了汴河的繁忙，京城的繁华。此图在国内外声名远播，影响深远。　　几百年后的清朝乾隆年间，江南画家江萱，也以时称潞河的北运河（京杭运河天津段）繁忙的漕运为背景，画了一幅反映朝廷官员在河道中维持、督察漕运秩序，描绘运河漕运、商贸及民俗盛况的艺术杰作《潞河督运图》。绢本着色的巨幅画卷《潞河督运图》，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