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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也是被告人的“保护伞” 张明楷、孙欣　　被采访人：张明楷，刑法专家。曾是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东京都立大学客座研究教授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现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法学会理事。（以下简称张）　　记者：我刊最近接待了一位读者。他向我们出示了他的上访材料，表示如果我们没有答复，他就要上访，一定要为死去的儿子讨回公道。事情是这样的：这位李先生的儿子去年在街头行走时，被人捅了一刀，在送往医院途中不治而亡，没有留下遗言，并且那天因下雨，街头行人稀少，恰巧没有目击者。李先生向警察反映可能是一直与儿子不和的王某，公安机关经过一系列调查后，把王某作为嫌疑人提交检察机关，由检察院向当地法院提起公诉，但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证据不足，检察院最终撤诉。于是，李先生看到“杀害儿子的凶手”被释放。他不服气，认为法院偏袒王某，是不保护被害人的利益。张教授，您认为，法院的判决有失公正吗？　　张：我想，法院的判决是有道理的。其实际上是应用了我国刑法的“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　　法律也有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原则　　记者：我也经常听别人讲起这个原则，但一般被称为“有利于被告”，意思是不是法律倾向于被告？　　张：“存疑时有利于被告”被家喻户晓。但当学者们不知缘于何故将该原则的“存疑时”三字舍弃而简单地表述为“有利于被告”时，免不了引发误会，导致在任何场合不分青红否认适用该原则者有之，在任何场合不辨皂白提倡适用该原则者有之。全面、准确理解也合理、妥当适用该原则，十分重要，但又绝非易事。　　记者：既然对这个原则把握起来容易偏跛，为什么我国法律会提倡呢？　　张：与强大的国家机关相比，被告人显得十分弱小；当发生可能触犯刑律的案件时，公安、检察机关的侦查手段、强制措施与执行力量远远胜于被告人的保护手段、措施与力量，如果公安、检察机关对犯罪的证明都不能达到使人们消除合理怀疑的程度，理所当然只能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判决。换言之，人民法院只有在确信被告人的罪责之后，才能形成一有罪的刑事判决，故任何一项对罪责事实的合理怀疑均应阻碍该有罪刑事判决；被告人毋需为自己无罪加以证明，相反，起诉方必须证明被告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以特定方式实施了特定犯罪行为；假如起诉方控告被告人触犯故意伤害罪，而被告人提出了正当防卫的辩护理由，则只有当起诉方确证了故意伤害罪、并合理否认了正当防卫的辩解后，人民法院才可以做出被告人触犯故意伤害罪的判决；倘若起诉方未能否认正当防卫的辩解。即使被告人提出的正当防卫辩解存在疑问，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也不能说：“被告人虽然主张正当防卫，因而无法确信被告人故意伤害之罪责，因而宣告被告人无罪。”不难看出，“存疑时有利于被告”的原则，是刑事诉讼的本质、特点决定的。　　与罪刑擅断相比，罪刑法定是历史的进步；罪刑定的思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刑法虽然由立法机关制定，但立法机关制定的刑法理当体现民意、符合民心；刑法虽然不得不规定犯罪与刑罚，但处罚范围又不得过于宽泛。刑法具有补充性，只有在其他措施与规则不充分时，才能发动刑法；刑法具有不完整性，因而不可能将一切有害行为均纳入处罚圈；刑法具有宽容性，即使国民的安全受到侵犯，其他控制手段没有充分发挥效果，刑法也没有必要无遗漏地处罚，在现代社会，人不或多或少“侵犯”他人就不能生存下去，因此，各人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相互忍耐他人的侵犯，如果对方所有的侵犯行为都禁止，反而容易阻碍个人的自由活动。刑法的这种谦抑性在某种程度上缘于刑罚的严厉性，刑罚的严厉性虽能使刑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预防犯罪之效用，但又使刑罚在一定范围内形成害国伤民之后果。换言之，刑罚如两刃之剑，用之不当，则国家与个人均受其害。当与不当的标准当然在于是否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因此，在当与不当之间存在疑问时，明智的选择是不适用刑罚或者适用轻刑，此即有利于被告。显而易见，“存疑时有得于被告”也是刑法的性质、特点决定的。　　记者：那在司法实践中，这一原则具体体现在那些方面？　　张：“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适用可能表现为许多情形；在有罪与无罪之间存在疑问时，认定无罪；在重罪与轻罪之间存在疑问时，认定轻罪；在就从重处罚情节存在疑问时，应当否认从重处罚情节；如此等等。此外，这一原则还适用于诉讼前提条件。例如，无法确信某一犯罪行为是否超过追诉时效时，应当认为已经超过追诉时效而不再追诉。　　“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不能滥用　　记者：这样看来，“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是刑法中罪行法定原则的体现，是对每一个嫌疑人的负责，也就是被告人也有合法权益。美国的辛普森案也是应用的这个原则吧？　　张：是的。但是，对“存疑时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理解不能片面化，不要以为越是有利于被告就越正确；相反，应当明确该原则的适用条件以及该原则的限制。　　记者：请您具体讲一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