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财产汇报制度.docxVIP

官员财产汇报制度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一种防止官员贪污腐败的措施。根据国外成功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反腐倡廉最为根本的制度保障。在美国，法律对财产申报中的违规行为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司法部门可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可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领导干部所申报的财产，必须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申报者及其家庭成员的财产状况。按照以往规定，申报的种类和人员范围过窄，如1995年《关于党政机关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申报的内容只是强调“个人收入”，很容易给规避申报者以可乘之机。新的规定强调，申报的财产范围应当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债权和债务；申报的对象范围，既包括领导干部本人，也包括财产申报者的近亲属的财产，防止一些官员通过转移非法财产给其父母、未成年子女的方式来逃脱监控。按照以往规定，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一般要求向各自单位的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构报告，同时报上级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构备案。这就形成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一个本该受到监督的领导者，却同时又是监督他的同单位组织人事部门、同级纪检、监察机构的顶头上司，其监督的有效性可想而知。要克服这一不足，需要建立一个规范的、独立的受理报告的机构，或者改变同级纪检、监察机构的隶属关系。　三、未来中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真正落实的突破路径　针对我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设计与执行层面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未来该项制度真正贯彻落实应从以下三个方面寻找突破口：　、建立健全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科学运行机制　一个完整的科学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和运作机制应该包括“申报、公开、审查、监督、问责”五个环节。这五个环节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从“申报”环节上看，应扩大申报主体范围，结合试点县市的做法将副科级副乡级以上公职人员纳入申报范围。同时应强化对官员家庭直系亲属财产的申报。从“公开”环节上看，应加大公开的力度、扩大公开的范围，以公开副科级副乡级以上官员财产为切入点，推动自下而上的官员财产逐级公开，在公开范围上，应遵循有限公开到全部公开、内部公开到外部公开的发展路径，在给官员心理减压的同时运用公共媒体和现代网络技术扩大公开的范围。从“审查”环节上看，拟设立专门的官员财产审查机构，该机构应广泛吸收体制内和体制外各方面代表参加，专门负责官员财产的申报、审核事宜和对官员财产拥有量的法定限度的评估。从“监督”环节上看，要打破同体监督乏力与异体监督虚设的困境，借鉴西方民主国家官员财产申报的经验，推动同体监督“异体化”和异体监督“实体化”，[3]重构既有监督机构的运行模式和职权范围，形成多元互动的科学的监督体系。从“问责”环节上看，要设计一套主体明确、程序透明、惩治与激励相结合的有效问责机制，既追究不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官员的责任，也要对申报受理机构、监督机构的失职进行问责。　、强化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执行力度和运行动力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否取得预期效果，制度执行的力度和运行动力非常关键。目前，虽然该制度的试点表面上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推广路径，但从实际效果看，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既没有遏制住腐败的势头，更没有让广大民众满意，就连初期执行力度较大的新疆阿勒泰地区、浙江慈溪地区，试点一段时间后又对官员财产公开的范围、对象、形式进行了诸多限定，其实施效果大打折扣。而后继跟进的试点县市在整体上仍保持着低效维持态势。因此，未来这项制度若想落实，提高运行动力，加大执行力度则非常关键，可探索的路径有三：一是要继续强力开拓“自上而下”的执行路径，借助中央的权威和法律的强力，由中央　自上而下推进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中国政治领域改革和创新的经验告诉我们，高端设计、高层领导有着极强的表率作用。涉及政治领域内的改革或创新，如果高层领导和上级政府身体力行会对基层领导和地方政府的执行有直接的推动力和影响力。实施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较为成功的国家如韩国、俄罗斯等几乎皆遵行这种模式。　二是重视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执行策略，坚持强制性、渐进性特点。所谓强制性是指要尽快赋予该项制度应有的法律地位，坚持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原则，对官员财产申报中的违纪者要严肃处理，对情节严重者应予以法律惩处;所谓渐进性是指不能期待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要加强廉洁自律和反“四风”的思想教育，提高各级官员对财产申报制度的认知度和自觉执行的动力，在执行过程中注意风险防控。　三是赋予地方试点县市必要的自主权，形成“上下结合”推进模式。自主权包括允许地方进行较长期的探索，鼓励地方投入一定的人力和成本组建专门的官员财产申报监管机构，同意其有权自主选择在哪一领域采取哪种方式进行公示和监督。任何一种新的举措经由地方试点成功后，再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