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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动摇地深化分配制度改革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我国社会总体上是 和谐的，但也存在不少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近年 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收入分配问题，可以说是突出矛 盾和问题之一。 不平等的扩大决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一个必 然结果。基于个人能力和公平竞争导致的效率和收入差距 不是社会争议的焦点，真正引起人们不满或加剧社会分配 失衡的根源，在于人们参与市场竞争的机会不平等以及竞 争过程中的不平等。这类不平等主要是体制性因素所导致， 它既不反映效率原则，又不受公平原则支配，是分配关系 扭曲的重要表现。 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 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 割体制，这一体制不仅造成了城市与农村两个彼此不协调 的经济循环系统，而且强化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得社 会成员的身份在参与经济活动特别是分配关系方面成为重 要因素。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城市居民收入长期被维持 在较低水平上，这种身份差别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 还不很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市场化进程发展和 经济结构的提升，要素流动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对原来的 城乡壁垒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从早期的农民进城活跃农贸 市场，到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农民工”大规模进入城市， 城乡经济一体化或城市化逐步形成趋势。但是，原有体制 中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的身份性歧视并没有根本改变，农村 劳动力在向城市转移过程中，农民的身份在就业、收入分 配以及公共品分享方面，仍然受到相当程度的歧视待遇。 而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 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是目前全国总体基尼 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 缺乏有效的劳资协调机制 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问题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市场机制并不能“自然地”实现资本和劳动的平衡，市场 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的谈判协调机制是实现这一平衡的基础。 这一点己经为国内外实行传统体制的历史所证明。 我国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经济关系发生了本质 变化，资本与劳动矛盾必然会通过一定形式表现出来。转 轨中国外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的发展，本身就蕴涵了资本 和劳动的矛盾。即使是国有资本，由于在代理链条的“下 端”代理人几乎获得了与私人资本同样的权力，并且在若 干方面模拟私人资本的经营方式，客观上存在劳动要素被 侵害的可能性。而在转型经济体制中，虽然按劳分配依然 被强调为主体地位，但相应的体制设计还很不完善，甚至 有些方面存在严重“缺位”现象。特别是劳动集体谈判的 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使得劳动要素在参与分配过程 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国有企业工会组织基本作为企业 “职能部门”存在，在维护职工利益方面往往受到企业管 理层的掣肘；大量的非国有企业还没有工会组织或徒具形 式，劳资矛盾协调机制严重缺位。从一些国有企业早期 “砸三铁”到后来的随意裁员，以及“农民工”工资长期 被压低的现象中，人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这一点。 行政性垄断对分配关系的扭曲 行政性垄断实际上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部分行业（归口） 管理演变而来，不仅行业特征十分明显，而且行政手段依 然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产品和服务经营、价格制定等 方面占有主导地位，能够依托行政性力量继承并进一步获 得许多超经济强制优势。同时，行政性垄断产品和服务并 非像计划体制下那样完全受行政力量支配，而是在行业准 入排斥、限制竞争的条件下，“参照”市场价格来提供给社 会，因而具有获取超额利润的巨大空间和向社会转嫁经营 成本的可能。 体制转型期比较普遍的现象是，行政性垄断部门往往 热衷于“选择性”地参照“市场化”和“国际惯例”，这种 选择性集中体现在所谓“市场价格”、赢利和收入水平方面 的参照，回避甚至以种种理由反对公平竞争。其结果是， 相对于社会收入水平（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大部分垄断产 品和服务的价格普遍高于国际价格，而服务态度、服务质 量也普遍地低劣，社会对此反应日益强烈。 更为重要的是，由行政性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并没有 回馈给国家和社会，而是以“做大做强”之类的理由留在 了部门和企业，并且部分地转化为这些行业经营者和职工 的收入、福利等。在大部分行业不断市场化并且市场决定 劳动工资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远高 于社会平均水平。这是目前我国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 根本原因，也是对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关系的重大扭曲。 政府职能转变滞后的影响我国在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过程中，政府职能己经发生了重要转变，但相对于经 济市场化进程而言，这种转变还仅仅是初步的，甚至在主 要方面是滞后的。集中表现为政府职能的缺位、错位和越 位。 我国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新体制因素主 要是通过传统体制外的“增量”方式发展起来的，计划体 制内的变动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