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古籍治病还故纸旧貌.DOCVIP

为古籍“治病”，还故纸“旧貌” ▲古籍修复师需要有超于常人的耐心和严谨 随着《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走红，文物修复这一冷僻的行业受到空前关注。与修文物相比，埋首于故纸堆为古籍“问诊治病”似乎更不为人知。适逢“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周年，我国古籍修复现状如何?古籍修复师又是如何对抗时间、使这些“故纸”重现原貌?近日，笔者赴国家图书馆古籍修复室，探访为古籍“问诊治病”全过程。 古籍修复室坐落于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一隅，一张张宽大的作业台上摆放着各类古籍、放大镜、冷光源补书板等工具，十余位修复师埋头故纸堆，在灯下细致地进行拆、包、订等步骤。这场景，用“枯灯独坐”来形容也不为过。 修复手段多样结合 古籍修复，需要考古学家的严谨，外科医生的缜密，也需要美学家的智慧双眼。据了解，国图馆藏有200余万册(件)古籍，修复师仅19人。和古籍打了43年交道的“老法师”杜伟生告诉笔者，古籍修复，“开卷”并非易事，“如同医生要给病人建病历，修复古籍的第一步是为每本古籍度身定制修复方案。” 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古籍修复的传承人，杜伟生为几百名学生讲过课，如今他们活跃在各地古籍修复一线，而国图的修复师团队中，8名是他的“嫡传弟子”。杜伟生告诉记者，为古籍“治病”有着一套严格的流程。“开卷”前要拍照存档、制定方案，《永乐大典》这类重要古籍的修复，需要“专家会诊”。修复师们要根据古籍的材质、成色选择相应的纸张，染色的工序也是亲力亲为，甚至连浆糊都必须自制。 面对的是记录着历史沉浮的古籍，稍有不慎，便可能带来致命损害。40余年来，杜伟生修过难度最大的古籍要数《敦煌遗书》和《西夏说法图》。“《西夏说法图》破损特别严重，光开卷就用了一周时间，只能用镊子和起子一点点‘剥’。修古籍没什么特别，靠的就是耐心和仔细。”杜伟生说。 修复工具也大有讲究，自制“纯天然”浆糊、大理石砖等是一代代修复师传承下来的，但先进的纸张纤维分析设备、高清扫描修复台，还有修复师们琢磨出来的适合中国古籍特性的“纸浆补书机”等设备也发挥着作用。“这台机器几十秒就能补好一页书，大大提高效率。此外，还有鉴定纸张成分的设备，以前师傅全凭经验用手摸，难免会有失误，现在能准确检测出原件和补纸的成分。”在杜伟生看来，古籍修复，高科技和传统技术缺一不可。 年轻双手触摸历史 与想象中不同，修复师有一半是“80后”。他们大多硕士毕业，在老师傅的传帮带下，在古籍修复事业中发挥自身特长。 “85后”崔志宾正小心翼翼地修复一册元版《事文类聚翰墨全书》，这套书共有40余册，需一页页拆开、修补，再重新装订。她面前的这页古籍，布满大大小小的虫洞和发霉的痕迹，需要用浆糊和补纸逐一填上。她说，这类修复难度属“中低等”，她一天共完成20来页。“这份工作让我越来越有耐心，能接触不同年代、不同材质以及不同装帧形式的宝贝，修好一本书特别有成就感。”从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史硕士一毕业，她便投入了故纸堆中。当问及她所学专业对古籍修复的影响时，她坦言:“修古籍不能只做一个匠人，也要有一定美学修养，比如在配纸染色环节，我的专业优势就比较明显。” 修复一本古籍，也是与前一代修复师的时空对话。与前人“看不出修补痕迹”的宗旨相比，这一代修复师力求展现古籍的原貌及修复过程。 李屹东刚刚修完一册元版《通志》，1989年出生的他，硕士毕业于中央美院书画鉴定专业，作为这里最年轻的古籍修复师，“喜欢踏实做手工”是他的初心。而在此工作也让他见识了不少好东西，古代插图、版刻书法都是他感兴趣的。 来这儿半年后，李屹东才真正上手古籍修复。他记得修复最难的要数民国时期的《吴中文献特刊》，“别看所隔时间并不远，但因为纸张材质的缘故，书页就像‘酥皮点心’，比不少古籍难度更大。” “古籍立法”值得期待 今年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十周年，我国古籍修复现状如何? 据了解，在长期实践中，我国的古籍修复日益形成“修旧如旧”“最少干预”“可逆性”“抢救为主、治病为辅”四大原则。 为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图自2007年挂牌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模式颇具成效———至2016年底，共举办各类培训班165期，培训8555人次;建立12家国家级古籍保护人才培训基地、23家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所;与知名高校联合培养古籍保护方向专业硕士68人，今年6月首批硕士毕业生将上岗。国图古籍馆副馆长陈红彦感叹:“古籍修复师的职业以前不受重视，也没有职称考评，现在情况终于有所改善，古籍修复人才的数量也创历史之最。”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副主任王雁行透露，目前，新疆、西藏等地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专项、海外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也正逐步开展。政策方面，推动“古籍立法”值得期待。“期待打破系统壁垒、符合古籍属性的相关保护条例尽快出台，让古籍保护成为全民参与的事业。”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