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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瓶梅》看明代司法制度 　　《金瓶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由作家个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描摹出我国16世纪城市居民日常生活的广阔图景。(虽然表面上记述北宋徽宗朝历史，实际与嘉靖朝史事暗合处较多。)书中涉及许多与司法有关的情节。这些情节，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一窥明代的司法制度，特别是明代府县与军卫两大司法系统的关系。本文就以下两个问题略加讨论。　　　　一、《金瓶梅》与明代县级司法审判　　　　《金瓶梅》一开篇就提到小说故事的主要发生地——清河县。县是明代地方政府最基层的实体政权，它同时也是明代最基层的审判机构。明人王阳明在其文集中写道：“看得新开崇义县治，虽经本院委官缉理经画，大略规模已具，终是草创之初，经制未习。该县官员若不假以威权，听其从宜整理，则招徕安习之功，亦未可责效。除行守、巡、兵备等衙门外，牌仰知县陈瓒上紧前去该县，首照十家牌谕，查审编排，连属其形势，辑睦其邻里，务要治官如家，爱民如子，一应词讼、差徭、钱粮、学校等项，俱听因时就事，从宜区处。”“通过王阳明的记述，我们看到，明代知县的职权所涉范围是多方面的，听“词讼”的司法职能是其中的重要一项。《大明律》规定，“凡军民词讼，皆须自下而上陈告”。作为明代最基层实体政权的县级政权承担了基层审判的责任。　　明代县的职官包括知县、县丞、主簿、典史、教谕、训导等。这些职官名称在《金瓶梅》中都有体现。《金瓶梅》第10回李知县呈给东平府的申文落款为“知县李达天，县丞乐和安，主簿华何禄，典史夏恭基，司吏钱牢”。知县为掌印官，是一县之长。他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听狱讼”，即“狱讼必询其情理考诸律例而决之，有不伏(服)，请陈于上为雪理焉”。老百姓把明察秋毫、为民伸冤的知县官称为“青天老爷”，反映了普通民众之命运安危系于知县之司法权行使正当与否的现实。因此，审判案件为县官最重要的职掌之一。《金瓶梅》中李知县办理武松打死李皂隶案件(第10回))，知县李昌期办理武松杀潘金莲、王婆案件(第88回)，知县霍大立办理吴月娘诉陈经济逼死西门大姐案件(第92回)，都是县官行使审判案件的职能的体现。而在李知县办理武松打死李皂隶案件中，可以看到明代县官办案的一些特征。　　明代法律规定，官员在审理案件时“有罪则有招，无罪则无招”，即犯人招供是定罪的重要依据；加之当时侦查取证技术有限，刑讯逼供在所难免。虽然明代对刑讯是有所限制的，“凡鞫问罪囚。必须依法详情推全，毋得非法答楚，锻炼成狱”；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刑讯逼供经常出现，有时甚至闹出人命。这在文武司法官员的办案过程中都有体现。《明宪宗实录》记载“(陈)逵镇守通州等处，有告发军卒魏镇罪恶者，逵严刑讯之。镇竞死，其子具奏诉冤。”这里，军卒魏镇即死于刑讯。刑讯时最常用的笞、杖等刑具，其尺寸、重量都有“定制”，涉及人命等重案用夹棍、接指等；在查得实情后，或释或保，或杖或羁，作出判决。正是由于刑讯逼供，经常造成屈打成招。《金瓶梅》第10回，李县令在审理武松打死李皂隶案时，收受西门庆的贿赂，采取刑讯逼供。县令喝令“三四个皂隶、役卒抱许多刑具，把武松托翻，雨点般篦板子打将下来”，“须臾打了二十大板，打得武二口口声声叫冤”。这正是明代县官在审理案件时刑讯逼供的体现。　　明代实行复审制。(万历)《明会典》记载：“凡狱囚鞫问明白、追勘完备，徒、流以下，从各府州县决配。至死罪者，在内听监察御史，在外听提刑按察司，审录无冤，依律议拟，转达刑部，定议奏闻回报。”复审的具体规定以五刑轻重而定：“笞刑，州县一审终结，不复审；杖刑，八十以下，由州管辖者，不复审，由县管辖者，六十以上申府复审，一百以下初审后应申府复审；徒、流刑，由州县初审者，应申府复审，并转呈按察司决定；死刑，州、县申府详，府转按察司，按察司于会审后转呈刑部或都察院，再转大理寺详议，最后由皇帝钦定。”李县令在审理武松打死李皂隶后，给东平府陈文昭上书“武松合依斗殴杀人，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律绞”(第10回)。这里，李县令判定武松绞刑，依律将死刑案件“申详府”，上报清河县上级东平府，体现了明代的复审制。此外，李县令在上书中提到“合依斗殴杀人，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律绞”，与(万历)《明会典》中“凡斗殴杀人者不问手足他物金刃并绞”㈣完全吻合，反映出小说乃以明代为历史背景。　　　　二、从《金瓶梅》看明代府县与军卫两大司法系统　　　　在明代，军、民司法分属两大系统。司府州县负责民人案件，都司卫所负责军人案件。由于明代军民杂处，一些案件必然既牵涉卫所又牵涉县，如军民纠纷等，这便涉及卫所司法制度与县级司法制度的关系。这些在《金瓶梅》中都有所反映。　　《金瓶梅》第30回提到，蔡京保举西门庆为“理刑副千户”。理刑千户是卫所司法制度中一种官员的名称。明代的军事司法机构，在中央有大都督府断事官。洪武元年(1368年)“立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