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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个性化的写人叙事艺术 　　就史籍记载而言，自古就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章学诚论叙事与记言的区别时称：“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已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主也。[1]”追求实录，尽量接近历史真实，是史家的职责。然而，历史是不可能还原的，而史官又总是带着批判的眼光来对待历史人事，所以叙事之文为作者之创造自不待言。杰出的作家更能够在总体统一的风格中追求多样的变化，《史记》导其先路，写人叙事篇篇具有个性，《汉书》紧随其后，也能于篇章中运用多种手法凸显个性，令人物风神毕见，事迹详赡清晰。　　一、虚实相间与增删史事　　历史的纪实是相对而言的，在必要之联盟时也需要艺术创造，当然一切的创造必须要符合历史事件的基本发展过程，并且要合乎人物的性格特征。钱钟书曾言：“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2]”史传文学不同于小说，但是《左传》、《国语》、《战国策》在叙事写人方面均有虚构的内容，多言鬼神而传奇色彩非常浓厚，与绝对的史实相区别，但是却增强了作品的合理性，生动性和文学性，如《左传·宣公十五年》讲述的“结草衔环”的故事，就涉及到记梦与因果报应的思想。虚实相生，增强了写人叙事的可信度和感染力。《史记》中的以文运事、以情驭史的成分随处可见，如《刺客列传》中聂政之姐死烈那样富于传奇色彩的描写，入骨三分，不仅对真实的历史事件有所补充，而且本身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汉书》的作者班固虽然是一副经学家的古板面孔，但是从他的写人叙事中，我们也能够看出作者合理的想象和虚构使得篇章文采奕奕，情感表达更为充沛的一面。　　如《汉书·王章传》在如实地叙述历史的同时，虚构或者想象的情节，尤为引人入胜：　　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与妻决，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师尊贵在朝廷人谁逾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　　后章任官，历位及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3]　　这两个情节叙写了很小的生活故事，“牛衣涕泣”旁人难以得见，夫妻之间的对话也不是外人能够听见的，可见这些都是出于作者合乎生活实际的想象。从一“呵怒”，一“止之”可以看出王章妻是一个有见识的女子，而王章的个性形象也由此得以多方面的展现。　　虽然史传作品不允许虚构或者任意改动历史人物的行事和风格，但是作为精神生产物，作家一定会带着自己的个性、局限以及时代特征去完成创作。因此，经过创作主体再现的历史人物形象必然受到了主体的“审美观照”。那么由一些创作者“观照”下描述的细节更是妙笔生花了，比如《汉书·陈万年传》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一节“陈万年病榻教子”：　　万年尝病，召咸教戒于床下，语至夜半，咸睡，头触屏风。万年大怒，欲仗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听吾言，何也？”咸叩头谢曰：“具晓所言，大要教咸谄也。”万年乃不复言。[4]　　陈万年作为汉朝的高官，处世秘诀居然是左右逢源，谄媚事人。几句对话，先“欲仗之”后“乃不复言”，如此传神的刻画，对于陈万年父子的个性形象都有典型意义。试想，这种半夜教育儿子的事，外人几乎不可能亲眼所见、亲耳听见，而班固描写的如此细致，真实，令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才思与妙想了。　　还有《外戚传》中出身倡优而以“妙丽善舞”得幸君王的李夫人，于病笃之时冒着极大的风险，再三拒绝来探望的武帝提出见面的要求。在当时李夫人的行为令人惊诧，但其深刻用心为作者通过李夫人姊妹间的对话巧妙传出：“所以不欲见帝者，乃欲以深托兄弟也。我以容貌之好，得从微贱爱幸于上。夫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上所以挛挛顾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今见我毁坏，颜色非故，必畏恶吐弃我，意尚肯复追思闵录其兄弟哉[5]”。受宠美人与君王之爱仅止于此，读之令人嘘唏，但读者一望而知，这等姊妹间的私语不可能为外人所知，相信应是作者揣摩情境的合理想象，既符合人物的个性特征，又显得真实感人。　　二、概叙与详叙相互穿插　　历史叙事要求史家以实录的笔法，在有限的篇幅内容纳入大量丰富复杂的历史信息，这样，史家不但要在人、事材料方面精心选择，更要选用大量简单的白描，将最大的信息量浓缩于最少的文字中。如果史官仅仅是概括性的勾勒，而无铺陈与渲染之处，则会显得呆板无味，失去了历史本身的生动色彩。因此，在历史著作里如何将“史笔”与“文笔”处理好，无疑是非常重要。用现代叙事理论来说，就是把讲述性叙事、纯叙事与对话叙事、模仿叙事相结合，才能完成一篇写人叙事的佳作。司马迁首创了以人物形象解释演绎历史的纪传体，班固完全继承了这种以